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已在岘港闭幕。一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是东半球最受关注的国际政治事件。峰会俨然是媒体眼中的“外交盛宴”,似乎领导人的每个眼神手势都能万千解读。
“峰会”这个词,来自温斯顿·丘吉尔。从北大西洋军舰上的英美首脑会面,到日后雅尔塔、波茨坦的“三巨头会议”,各种峰会改变了一代人的世界。正因如此,丘吉尔对峰会的政治作用总是倍加夸赞。
然而,对职业外交官来说,峰会多少让人“头大”。15世纪职业外交官科米纳回忆:国王们搞好关系的诀窍是“不见面”,他们往往没有从事外交的经历,又读了太多褒己贬他的报告,显得“不专业加任性”。现代社会,美国国务院外交官最发愁的事情是总统邀请来访首脑到玫瑰园散步,因为无从知晓总统说什么,又会被理解成什么。
举个例子。威尔逊总统拒绝外交团队的传统“操典”,在巴黎“单刀赴会”,要永久解决人类和平大命题,结果鸡蛋撞上石头。张伯伦首相战前造访希特勒,“给一代人带来和平”,结果只证明希特勒骗术高超。
当代外交同样如此。佐藤荣作首相访美,听到尼克松准备交还冲绳岛提议十分兴奋,当即“投桃报李”,表示将限制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如果不是面对面,佐藤可能永远不会这样承诺,因为他无权自主决定。话说出去了,佐藤回国后兑现不了,日美关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不仅如此,规格和礼仪决定了峰会效率并不算高。曾在尼克松—基辛格时代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乔治·鲍尔回忆,美苏领导人峰会见面10小时,饭局4小时,去除互相开玩笑或冷嘲热讽,砍掉翻译传话,真正谈话只有2小时。
尽管如此,峰会在当代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独立。事实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首脑把外交事务完全放权给外交部长。1998年,七国集团伯明翰峰会上,布莱尔第一次把外长和财长会议剥离,真正进入“峰会时代”。
峰会之所以受欢迎,源自卢梭所说的“剧场效应”。峰会期间,各国民众都会产生“带入感”,倾向于把首脑看成自己的代表,只要坐在一起,就能把酒言欢,越谈越嗨。正因如此,西方政府首脑往往利用峰会吸引选民:我在做事,而且还具备相当的国际地位。
既然峰会已成为流行趋势,官员们在首脑串门前会尽可能做好准备,因此有了专门的协调人。学者们称他们为“Sherpas”,也就是喜马拉雅山麓的夏尔巴人登山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