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仅一人宽，木地板吱吱作响，墙角有蛛网。走进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古老的办公楼，见到了中国近代史教授方德万。
方德万自称“孔门弟子”。他是汉学家孔飞力的学生，孔飞力又是知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汉学泰斗的名字如雷贯耳。
方德万在荷兰出生长大，现在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１８５０到１９５０年中国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他的办公室里随处摆放着和中国相关的物件：西藏的转经筒、打坐的蒲团、小泥人儿、旧军帽，水杯上也印着胡适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方德万的新书中译本《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不久前出版。他多年前曾在南京的档案馆里偶然接触到海关的资料，于是开始“打捞”有关中国近代海关的材料、信息。在书中，他以清末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为线索，展开叙述。
对海关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清朝时的中国海关实际由外国人把持，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是民族屈辱的象征。也有观点认为，海关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一定的作用。
方德万研究的一个独特性，是把海关放到“中国现代性起源”这一位置来审视。他认为，对海关的重新审视也是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多元的，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
方德万说，他对海关最钟爱的地方正是它的“国际性”。海关带来新技术、新思维。海关在中国的建立推动了新税制体系的产生，海关使中国与全球贸易相连，给中国经济注入一定活力。另外，经由海关，关于中国的资料、数据广泛译介到西方，令外部世界更真实地了解中国。
方德万始终认为：“现代性不是西方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而是当中国在经济、社会、学术上与西方相连时自发产生的，所以现代性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桂涛）（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