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巴内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巴以两方的问题，还有多个地区内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利益深深牵涉其中。巴勒斯坦地区的对外依赖依然严重，其经济发展水平受到以色列的严重影响，资金援助来源存在不稳定性，边界管理等方面缺乏独立自主。因此，内部和解仅仅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基础，并不足以保障巴以和谈得到有效、实质的推进。

此外，从和解双方的角度来说，在法塔赫一方，对哈马斯的打压从多年以来的“喊口号”转为“动真格”，其中法塔赫领导层内部利益矛盾和对领导权的争夺，是和解政府领导人阿巴斯转变政策的重要驱动。在阿巴斯巩固内部权力后，双方能否在对以态度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才是衡量和解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哈马斯一方，它只是在政治层面对加沙放权，并没有放弃对加沙地区的影响和地区军事存在。因此，和解能否顺利推进、巴勒斯坦大选会不会再次推迟、和解动力是否会后劲不足、和解能否在实质意义上推进巴以和谈，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持续关注。

综上所述，巴和解政府接管加沙地区标志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进展，但在动荡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下、在分歧难以弥合的内部环境中，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道远、步履维艰。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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