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高兴原来叫刘书祯，自己改名叫刘高兴，就是希望实现在这个城市过上好生活的梦想，但这些人根本融不进城市。虽然生活很艰苦，可是刘高兴特别幽默，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就产生了写作欲望，去致敬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
环球时报：农村与城市最大的隔阂是什么？为什么您有一点仇恨城市？
贾平凹：城乡差别说起来就复杂了，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慢慢导致意识上、想法上都有差距。20年前，乡下人进城，从他的行为举止、表情、衣着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现在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在城市里闯荡，从外表上分不太出来，但内部的不同只有自己知道。
我出生于农村，农村还是比城市辛苦得多，困难得多。当一个农民确实不容易，我不是说同情，起码是理解这个阶层。我也不是仇恨城市，城市也是一个平台，可这里也充满着分配不公、待遇不公，人越多的地方矛盾越多。就那些东西，大家都在争夺。我喜欢看《动物世界》，自然界的竞争很残酷，豹子把牛吃掉了，可能残酷得很。可是豹子要喂它的孩子，它带着病、怀着孕还要捕猎。它吃牛必须要选老弱病残跑不动的或者小牛。为了你的孩子去捕杀别人的孩子，那又很残忍。当然，人类要文明一些，吃你不是当场吃掉，而是用各种名誉、地位、金钱慢慢把你消灭掉。所以，不能说掠食不对，也不能说掠食者不对，没有办法说世界的秩序。
游名川、读奇书、见大人
环球时报：您的书翻译成外文的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什么阻碍？
贾平凹：我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一批作品被翻译出去了，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和外界基本断了联系，这几年作品才开始被翻译得多起来，覆盖了十多种语言。相比之下，英文译本比较少，更多还是被翻译成法语。英语译本最近一两年才有三四本，基本上是我作品的十分之三四。大部分作品还没有被翻译出去。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远一些，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能读到它。这是我的心愿。我非常感谢有各方面的力量来促成这件事，尤其像亚马逊这样知名的世界性平台，通过它向世界推广，对于中国作家和作品走出去大有好处。翻译家也很伟大。现在很多作品都涉及到基层人，基层人必然要说基层话，翻译工作还是很困难的，翻译相当于重新创作了一次。从某种角度上说，世界文学其实就是翻译文学。如果不翻译，谁也不知道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