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１日新加坡重组了智慧国的管理架构，由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和政府科技局组成智慧国及数码政府工作团，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担任主席。不仅领导层更重视，政府还加大了相关投入比重。在新加坡上财年的实际开支中，智慧国应用只占１％，而本财年２４亿新元的采购预算中，预计智慧国应用将切走９％的蛋糕。
据了解，目前已有３００家金融科技起步公司落户新加坡，超过２０个国际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新加坡设立创新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包括线上付费服务公司ＰａｙＰａｌ的创新实验室、安盛保险的数据创新实验室等。７月，西门子全球首个聚集多个领域数码专才的数码化中心落户新加坡；８月，西门子又同新加坡航空业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期帮助后者更多会员实现数码化。
维萨新加坡与文莱地区经理黄慧婷最近也撰文指出，去年１１月举办的首届“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和新落成的全球最大金融科技中心ＬＡＴＴＩＣＥ８０，为金融科技业发展奠定基础，帮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金融科技中心。
经济学人智库在２０１６年底发表的“互联互通能力”报告中指出，新加坡是最有可能在数码时代成功转型的亚洲经济体，排名超越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易华仁去年１１月在谷歌亚太区总部新办公楼开幕仪式讲话时说，目前有超过２００个世界顶尖数码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管理和创新队伍，在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宣传科技和分析方面则有超过１０００个科技企业在新加坡起步。易华仁认为，新加坡处于捕捉数码时代商机的良好位置，“新加坡的目标是成为亚洲的数码首都和智慧国”。
【天生的危机感】
新加坡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８月发文详述智慧国计划的发展进度时指出：“新加坡有可能在电子付款和数码身份认证系统等新兴领域落后，这个危险很真实。新加坡需要再次有紧迫感，去做得更多。”
其实，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的评估、李显龙在讲话中提及林瑞生在上海的“乡巴佬”经历，与新加坡人骨子里的危机感一脉相承。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的独立史让新加坡人形成了很强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确保领先优势。
对中国的发展，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他们（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尽管这段话中有些预测确实变成了现实，电子支付等也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但中国人没有理由骄傲，新加坡人也不是“乡巴佬”，大家都在转型、发展的路上。（王丽丽）（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