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开放冲击底层劳动者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分配，但拉大了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案，是由政府将国际贸易的收益进行有利于公平的二次分配，以缓解因为开放政策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然而，这一方案在实践中遇到操作障碍，因为它需要国家内部的高度共识和连贯有效的政治系统，而各国的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增长本身，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那么，国家面对全球市场开放对一国造成的局部冲击，就要扮演重要的缓冲角色。
换句话说，自由开放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国家重要性的下降。相反，一个经济体越是频繁、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对政府各项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然而，传统上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是国家拖累了经济，无效而混乱的政府监管和政策限制压抑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高税收降低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干扰了商品流动，理想的经济状态是“国家的归国家，市场的归市场”。这种论调迎合了许多上层精英的需求：低干预的国内环境和日益融合的国际市场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大宗物品交易的成本。但是，对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而言，市场所带来的变革并非如此美妙，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有限，而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又最容易受到冲击。
福利政策困难重重
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有学者说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过去的法国社会相当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地位高低不同，但都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今天的法国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这些人似乎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坚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人，只占就业者的一部分。这种结构变化凸显了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精英群体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中都占据优势，他们要求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反对国家以政治力量保护落后产业。他们追求流动性，在各个市场之间寻找最便宜的货物、劳动力、资本和服务，并从中获利。对彻底国际化了的精英而言，祖国和外国的区别不明显，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生活方式在哪里都相差无几。与之相反，被甩出社会结构的人群在就业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通常只掌握一两门简单技能，迅速更新的生产力和自动化的普及使他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为语言、文化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劳动者很难离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向外迁移。欧洲政治精英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给底层劳动者带来的痛苦。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困顿的人们深感无辜。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再明智的个人决策都无法抵御市场的波动。比如，英国格拉斯哥的众多造船厂在鼎盛时期雇佣了7万多名工人，而英国造船业日后的集体衰落在彼时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当街买醉的失业救济金申领者，曾经也是朝气蓬勃的产业工人。从个人角度来看，高风险、高流动性的经济秩序需要相对稳固有效的集体保障制度作为补充。欧洲长期以来由政府信用背书的全民福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平衡方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每一场口水仗都能与福利问题扯上关系。但如今政府财政状况不佳，这一方案的持续运行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