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大卫·洛克菲勒会被要求做家务。在韦斯特切斯特的乡村庄园，7岁的他在一天时间内用了整整8个小时来清扫3400英亩（约为13.8平方千米）的落叶。在缅因州，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避暑别墅，他徒手拔杂草，每一株杂草赚一便士。他的父亲要求将支出的每一笔费用都详细地记录在账本中。这个习惯从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那便传承下来，老洛克菲勒在已经能赚数百万美元时，依然会把赚得的每一便士记录下来。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教育他的儿子们，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属于上帝，他们只不过是管家。”1962年的《时代》杂志如是报道。
富豪洛克菲勒去世。二战期间，大卫·洛克菲勒参军入伍，但他不能忍受和一个臭哄哄的马倌住一个宿舍。他告诉《时代》杂志：“我不能呼吸。”接着，他申请军官培训。凭借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被委以北非的情报工作。巴黎被解放后，他在重新设立的美国大使馆工作，汇报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
1945年，大卫·洛克菲勒进入大通银行，并在银行业迅速崛起。1961年时，他已经是大通曼哈顿银行（1955年，大通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立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主席，并和时任董事长的乔治·钱皮恩（GeorgeChampion）一起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在海外扩张问题上，钱皮恩认为银行在国内的业务更为重要，洛克菲勒与之发生了分歧和冲突。1969年，当洛克菲勒取代钱皮恩成为董事长和唯一的首席执行官时，他将银行的业务扩大到几乎每一个洲。他曾说，他个人的外交策略，是和国家元首见面，这对大通银行的长远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出访时，外国元首对大卫·洛克菲勒的接见常常是国家首脑规格。无声佐证其权力的是他的名片盒，里面分类装有15万名他曾经以银行政治家身份见过的人的名片。为了能装下这些名片，他的办公室专门空出了一个房间。
20世纪70年代，大卫·洛克菲勒与时任的埃及总统萨达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及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帮助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首个在上述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如其所述，他为美国和大通银行的经济利益奔走于全球，也为国际金融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出力。
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后，大卫·洛克菲勒在1973年来到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双方在深夜会谈了两个多小时。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成为了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
到了1976年，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部门贡献了其1.05亿美元营业利润中的80%。但这并不是彰显了洛克菲勒在拓展银行海外业务上的能力，反之突出了该银行在美国国内的落后表现。从1974年到1976年，该银行的利润下降了36%，而它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们——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摩根大通的利润都增加了12%-31%。
也曾有人为此指责大卫·洛克菲勒在海外度过了太多时间，忽视了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并非积极进取、有远见的管理者，导致大通银行远落后于花旗银行等其他竞争对手。大卫·洛克菲勒在其自传中写道：“有很多人说这些活动是不恰当的，会受到我在银行所担任的职责干扰。我完全不赞同。”对于他“所谓的外部活动”，他坚持认为，“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全球声望上，都给大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在大卫·洛克菲勒之友、曾任大通银行主席的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看来，“他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银行家而名垂青史，他将作为一个真正有个性，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且忠诚的人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