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0日，《纽约时报》刊发的一则关于约翰·杜威的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参考消息网1月14日报道美媒称，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开始了他们的日本中国之行。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直到今年才首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2日报道，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随后改变原有计划，转赴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报道称，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时，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妓、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而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被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
但杜威夫妇越是到了这次访问的后期，对当时两国社会时局有着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阐述，杜威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妇感受到在表面的浑噩后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各种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个社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反观日本，这个东亚岛国也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稳进步。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报道称，这趟东方之行确实让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进步背后的危机，或者说是一种动荡，民族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到处推动反美运动。杜威跟他的女儿写道，“批判美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从而遏制自由主义的感情，进一步为一个强有力的军部摇旗呐喊。”杜威描述在当时的日本，军国分子以爱国的说法为侵略正名，日本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迷惑。
他还发现，日本女性地位不如中国女性，决定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弃婚姻，而且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参加任何讨论政治的会议。杜威写道，“因为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但是终有一日，这个被隐藏起来的缺点会瓦解日本”。反观在中国，留过洋的女性有时在婚姻上反而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杜威日记中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困难和危险，当时的那个世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彼时好像试图掌管中国，对中国东北基本实现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诉女儿，日本在中国的武装部队比日本本土的军队还多，达到了23个师团。在中国，“任何数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就像一张网，在悄悄逼近鱼群”。
而历史告诉我们，杜威的预测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