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和1986年，记录在案的180个死亡案例中，有55人的死亡证明是由同一个医生开具的，该医生名为钟明古（音译）。并且，死亡理由多半为“心脏衰竭”或“体虚”。
兄弟之家的生活在日出前就开始了，每天早晨5点半，所有的“犯人”都被强制送往长老会教堂进行晨祷。晨跑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
当有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或者社会义工到访时，一些身强力壮的“犯人”会被选中打扫兄弟之家，其他所有人都会关在各自的房间。崔胜友说，所有人都感到绝望，这些到访者并不知道自己来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们被困在监狱里，但谁能帮助到我们？没人。”崔胜友说。
每天晚上6点，牢房就会被锁上。崔胜友说，他所在的牢房里有60到100个孩子，守卫在晚上会对他们进行“毫无节制的暴行”，包括频繁的强奸。
被关押在“兄弟之家”中的流浪儿童
一位曾在兄弟之家授课的釜山某学校校长说，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迫无奈，他甚至承认兄弟之家就是一个“集中营”。但他害怕施以援手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因此只能对兄弟之家的暴行熟视无睹，甚至辩解称只有通过暴力和军事纪律才能运营好这样的地方。
但也有人成功逃离了兄弟之家。
朴颂伊（音译）在9岁的时候就在釜山火车站被警察抓住，继而被投入兄弟之家，那是1980年。
在兄弟之家的那五年，她目睹了太多殴打和死亡。对于很多尝试逃跑的人来说，这些血腥的场面你可能永远无法忘记。五年后，她终于无法忍受“我可能会死在这里”的想法。
一天晚上，她和其他五个女孩开始用一把破锯子慢慢锯开二楼的铁窗。这个工程并不简单，她们每天早上都要用口香糖将铁窗上的栏杆粘在一起。最终，她们从铁窗的缝隙中爬了出去，翻过扎满玻璃碎片的墙，逃进了深山。
当她最终走进了位于汶山的家门口时，她说，她的父亲晕了过去。
“我只想死”
兄弟之家的暴露一开始源于一个意外。
韩国蔚山新上任的检察官金是一个捕猎爱好者。有一天，他的向导告诉他，山旁边有一个地方布满了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大猎狗。于是他们开车来到了那里，有人告诉检察官说，他们正在为兄弟之家的老板在釜山附近造一个农场。金立即就明白了，他知道自己撞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罪行”。
1987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金命令10名警察对兄弟之家进行突袭。他们在高墙里面发现了面黄肌瘦的犯人被关押在拥挤的牢房中。
“我记得我当时就在想，’这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这就是一个集中营’”，金说。他现在已经61岁了，是首尔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补充说道，“这些人躺在那里咳嗽、哀嚎，仅仅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被逮捕后，他要求与金的上司——釜山首席检察官见面。一天之后，釜山市长金柱赫要求蔚山检察官金为朴恩槿求情。金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随即挂断了电话。
在很多节骨眼上，高层官员都阻止了金的调查，他们害怕在奥运前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朴正熙遇刺后，全斗焕政变上台。全斗焕也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他光是应对学生示威已经够烦了。
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的调查推三阻四，并要求从轻发落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金说，釜山首席检察官、之后的国家司法部长朴熺太一直逼迫金缩小调查范围，包括要求他停止采访兄弟之家的犯人。同时，朴熺太也对美联社的采访要求一再推脱，朴的私人秘书称，朴已不记得当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