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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联手盛世才 苏联在新疆的苦心经营化为泡影

2017-09-13 17:11:50    未来网

盛、苏交恶后,苏联通过驻华大使潘友新将苏联与盛世才签署的绝密文件递交国民政府,希望能分化蒋介石与盛世才,但并未如愿。

为顺利收回新疆行政权,蒋介石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磋商,一方面加强防务。

盛世才 (1892-1970)

盛世才 (1892-1970)

蒋介石亲赴西北布置

鉴于时机已较成熟,8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等亲自飞抵兰州,16日,电告朱绍良、盛世才已到兰州。17日,“又亲笔函盛世才,接彼于十九日抵兰”。18日,接盛世才报告称,昨日有苏联坦克、装甲车、汽车等8辆未经通知向迪化开行,已通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向苏方交涉请其撤回。不久盛世才又来一函,告以他“本拟来兰请谒,以目前新疆情形复杂,暂难成行。”也就是说,不来了。盛世才托辞不来兰州,自然是他心怀鬼胎,害怕蒋介石对他不利。

19日,朱绍良只好独自到兰州见蒋介石。其中玄机,蒋当日日记约有透露,“逸民(注:朱绍良)由迪化来兰,商议由余赴新或嘱盛(世才)来甘,皆觉不妥,以迪化机场已有俄国之驱逐机驻在故也。最后决定由妻代余赴新传达意旨,以壮盛胆,亦所以慰之也。”

盛世才既不敢来,蒋介石也不能放心去,双方均有戒心,只得由宋美龄代劳了。只是心照不宣,都把责任往苏联人身上推。

8月20日,蒋介石在兰州议定收回新疆主权等措施:一、先派第四十二军由兰进驻安西、玉门,俾得控制哈密俄军之第八团;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收回外交权归于中央,使俄在新之外交,纳入正轨;三、肃清新疆共党;四、令俄军离开新疆境;五、收回迪化飞机制造厂。“此对俄对共之第一步骤也。其他党务特派员、教育厅长与省府秘书长人选,确定后先令其入新,与盛晤洽后再加委任发表,以资审慎,总勿使盛疑虑也。”

8月29日,朱绍良随宋美龄由嘉峪关迳飞迪化,将蒋介石在兰州决定的解决新疆问题方案数点转告盛世才,并带去蒋介石的亲笔函:“千里咫尺,未克面晤为念,今日内子飞新代中慰劳,聊表惓惓之意而已!余托内子面详,不尽一一,诸维心照。”

9月1日,宋美龄携盛世才表示要“切实奉行”“钧座一切指示”的复函返回甘肃武威与蒋介石会合。宋美龄此行标志着盛世才向国民党中央输诚的行动最终得以实现。这是宋美龄协助蒋介石干的另一件大事。

中央势力进入新疆

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派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事务,并将新疆省原管辖的苏联边境五领馆收归中央管辖。

这期间,苏联还在观察国民政府的反应,希望国民政府不要支持盛世才走得太远,对中苏间的问题,作了若干让步,“经波斯湾苏联铁路转运物资来华,与苏交涉数月无结果,近始得苏方答允,又得苏联总顾问语卜处长云,新疆收入中央后,中苏飞机联络站,当由哈密移至阿拉木图。中苏邦交形势大为好转。”

中方对此有所回应,9月25日,蒋介石告诉侍从室,“苏联外交专机可准其飞渝。”这也是僵持了几个月未决之事,“此乃中苏国交好转之步骤。”(《唐纵日记》)

1942年10月3日,盛世才致电蒋介石,说2日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电告,苏联政府询问中共人员在新疆情况,是否被拘捕或监禁?如果由苏联政府正式行文请新疆省政府将中共人员经苏联送返延安,是否可行?盛世才回答说中共人员是中国人民,违反中国法律,应受中国法律制裁,望苏联政府不必过问。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认为,“新疆共党百余人,被盛拘禁,应即使之释归延安,切勿杀害,更不宜久拘新疆境内”,乃于5日令朱绍良转达盛世才办理。但12日,盛世才再电蒋介石,称释放中共人员事未能照蒋电办理,原因将派其弟盛世骥来渝面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

10月16日,蒋介石接见将回国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望其转告苏联政府:今后两国间一切交涉,务须趋上正轨,独山子之油矿,盼即签订合同;迪化之飞机制造厂久已开工出品,而合同尚未签订,有碍我国主权。请苏联政府对此二事能迅速解决。蒋自记曰,此前曾有数函致斯大林,彼置之不复,“惟我仍应大度涵容,不与深较,况此时俄遭受德之侵略,形势不利,更应以礼遇之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

1942年11月28日,蒋介石任命盛世才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将新疆省划入朱绍良统辖之战区范围。1943年1月8日,朱绍良与盛世才商妥,准予恢复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盛世才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主任委员,以黄如今为书记长。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盛世才宣誓就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在新疆的党务活动开始逐步恢复。

苏联势力退出新疆

实际上,为达到使苏联势力退出新疆之目的,国民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各有分工,由国民政府负责关于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如独山子油矿和飞机制造厂问题。至于要求苏联从新疆撤走苏联顾问、技术专家、地质勘探人员和驻军等事,则由盛世才出面进行。

早在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即向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递交了一份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要求除苏联外交官员,可给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苏俄人———包括军事顾问人员,军事教官,财政厅之苏俄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红军驻哈密的第八团整个部队,阿尔泰与伊犁区的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等,都应在三个月内,一律撤离新疆省。

苏方在经反复交涉无效的情况下,1943年4月,苏方通知盛世才,将撤退所有苏方人员、设备及驻军。自1943年5月起,苏联地质专家、考查员及眷属陆续出境返苏。至1943年6月16日,所有苏联军事及技术顾问也均已离开迪化,部分尚留省内各处,等待接运,但已停止办公,后来各地区苏联顾问等也陆续撤离。苏联驻哈密红八团及一个空军支队也从1943年4月开始分批撤离,至10月29日最后一批200余人撤出,中方官兵进驻营地。

当苏联空军支队撤离时,中方抓住这一时机,要求苏联撤消设在伊犁、乌苏、迪化、奇台和哈密的电台和机场,并取消苏联飞机以前享有的进入新疆领空的特权,此后苏联飞机入境,即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航国境统一办法办理。

中苏双方于1942年10月15日开始会商独山子油矿合办案,谈判进行近五个月,双方在资本、管理、法律与土地使用上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协议。至1943年5月17日,苏方忽然通知中国外交部:苏联政府已决定将独山子油矿设备拆卸运回苏联,举行近七个月的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遂戛然中止。苏联将矿区设备基本拆运回国,剩下一些破旧设备以17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迪化飞机制造厂是1939年中苏双方商定合资兴建的,直至1942年苏联在迪化建成工厂并生产出飞机,而两国间尚未签订建厂合同。盛、苏交恶后,蒋介石曾于10月16日对潘友新提出订立正式合同问题,稍后外交部也提出“收回”或“与苏联合办”两种意见以备采择。但在盛世才一意进逼之下,苏联决定干脆取消该厂。7月26日,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察看该厂,各项机器已拆除搬回约80%,仅剩一些附属设备与厂房,1944年5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中方以420万美金买回该厂厂房及所剩附属设备。

重庆对盛世才的态度

在苏方开始撤离后,1943年5月25日,盛世才将有关进展情况电告国民政府,重庆方面乃得知“苏联表示对新疆放弃之意。”这一天,在蒋介石召集的参事室会报及特别小组会报上,王世杰力陈“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王世杰日记》)

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奉命致函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称由于盛世才的刁难与作梗,苏联被迫停止在新疆的合作项目,撤退专家,缩减商业活动,盛世才的种种“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是促成此一结果的原因,并将“盛苏密约”呈交国民政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但同样未得到苏方所期待的回应,倒是见到不久之后重庆对盛世才的英雄般的欢迎:1943年9月6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盛世才首次离开新疆于4日到重庆出席,“委座吩咐军统局、警察局特加注意,妥为警卫。”7日上午,即安排盛世才“在全会报告新疆十年以来之政治变化,”盛世才在报告中声称苏联“对中国内地是采亲善形态,对我边地则采侵略手段。”11日,蒋介石召集各院院长及吴稚晖等二十余人讨论对共产党问题,盛世才也在被邀之列。这简直是在抽潘友新、抽斯大林的耳光。

当盛、苏交恶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既收回新疆,又维持与苏友好。王世杰、孙科、贺耀祖、邵力子、翁文灏等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对苏亲善;而苏方前后两次不惜将并不十分光彩的盛、苏绝密文件递交国民政府,固然是一反间之计,欲假手重庆整治盛世才,但同时其实也包含这样一种涵义:即苏联将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区别对待,将盛世才、蒋介石视为可以分化的两种势力,将盛的反目与对国民政府的关系分开处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设想都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事态的发展清楚的表明,蒋介石、盛世才在此问题上已达成共识,相互利用,紧密配合,使苏联在新疆多年的苦心经营基本化为乌有。在新疆事件后的对苏态度上,既然蒋介石、盛世才之间实际上未加切割,苏联自然也不会对蒋、盛有所区别,于是,在局势缓和过来之后,在国民政府有求于苏联之后,也就是斯大林对蒋介石还以颜色的时候了,正如我们在其后所一再看到的那样。

新疆反苏的负面影响

国民政府抓住机遇收复新疆的行政权,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如果任由新疆问题恶性发展,像外蒙古那样,经过若干步骤,发生新疆脱离中国、加盟苏联的情况,将使中国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无论如何,这确是一个大收获,关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在具体谋划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又有不尽妥当之处,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点:

其一,对苏外交未处理好,收回主权没错,但并非不可合作,但盛世才是乘人之危,突然袭击,翻脸不认人,施诡计,搞阴谋,制造假案,栽赃陷害,不容任何协商,勒令三个月撤离,做得太绝。苏联是过去的靠山和盟友,下手这样狠,在道义上有问题,如果能采取较为和缓的方式,既维护国家主权,又维持正常的中苏关系,未始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样的话,对苏对华均有利,对新疆经济也有利,不一定非要采取这样决绝的方式;

其二,使新疆建设蒙受损失,变乱四起,新疆从此进入动乱时代,人民生活困难;

其三,对盛世才过于偏袒,没有一个应有的交待。盛世才如此残暴、虐杀,蒋介石一味庇护,新疆各界向重庆方面控诉,国民党在疆人员受迫害,蒋介石均不给一个说法,无公平、正义、法纪可言,盛世才这样的人,未受一点惩戒,实在是没有天理。

(责任编辑:杨晓晨 CN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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