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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联手盛世才 苏联在新疆的苦心经营化为泡影

2017-09-13 17:11:50    未来网

重庆对盛世才的态度

在苏方开始撤离后,1943年5月25日,盛世才将有关进展情况电告国民政府,重庆方面乃得知“苏联表示对新疆放弃之意。”这一天,在蒋介石召集的参事室会报及特别小组会报上,王世杰力陈“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王世杰日记》)

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奉命致函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称由于盛世才的刁难与作梗,苏联被迫停止在新疆的合作项目,撤退专家,缩减商业活动,盛世才的种种“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是促成此一结果的原因,并将“盛苏密约”呈交国民政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但同样未得到苏方所期待的回应,倒是见到不久之后重庆对盛世才的英雄般的欢迎:1943年9月6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盛世才首次离开新疆于4日到重庆出席,“委座吩咐军统局、警察局特加注意,妥为警卫。”7日上午,即安排盛世才“在全会报告新疆十年以来之政治变化,”盛世才在报告中声称苏联“对中国内地是采亲善形态,对我边地则采侵略手段。”11日,蒋介石召集各院院长及吴稚晖等二十余人讨论对共产党问题,盛世才也在被邀之列。这简直是在抽潘友新、抽斯大林的耳光。

当盛、苏交恶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既收回新疆,又维持与苏友好。王世杰、孙科、贺耀祖、邵力子、翁文灏等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对苏亲善;而苏方前后两次不惜将并不十分光彩的盛、苏绝密文件递交国民政府,固然是一反间之计,欲假手重庆整治盛世才,但同时其实也包含这样一种涵义:即苏联将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区别对待,将盛世才、蒋介石视为可以分化的两种势力,将盛的反目与对国民政府的关系分开处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设想都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事态的发展清楚的表明,蒋介石、盛世才在此问题上已达成共识,相互利用,紧密配合,使苏联在新疆多年的苦心经营基本化为乌有。在新疆事件后的对苏态度上,既然蒋介石、盛世才之间实际上未加切割,苏联自然也不会对蒋、盛有所区别,于是,在局势缓和过来之后,在国民政府有求于苏联之后,也就是斯大林对蒋介石还以颜色的时候了,正如我们在其后所一再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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