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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郭沫若"烧书"言论致红卫兵大规模焚书?(1)

2017-03-09 11:59:26  中国网  

1966年的暮春4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文革”风暴即将降临。文坛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在听取文化革命的专题报告之后,即席发言,检讨自己“实在没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衮衮诸公意料的是,郭沫若为表示自己从头改造的决心,竟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的这个检讨发言在4月底由《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国际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层波澜。国人的殷忧自然无法诉诸传媒,而国际舆论却由此而获得抨击“文革”的实证。有鉴于此,郭沫若于7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出回应。郭沫若说,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郭沫若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烧掉”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了勉为其难的解释,并对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予以“回击”:

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郭沫若

郭沫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的时尚。

攻之者说,郭沫若的发言为这场毁灭文化的大规模焚书运动做了舆论准备,难辞其咎;辩之者说,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并未真的烧过自己的一页书,此说不过是以“自诬”手段求得自我保护,应予理解和宽宥。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历史的真实是,除了毛泽东,谁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权威。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焚书”说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1966年郭沫若"烧书"言论致红卫兵大规模焚书?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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