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新闻 > 文史 > 正文

文革中的北京大院干部子弟:从宝塔尖到逍遥派(1)

2016-01-06 11:47:21  《领导者》杂志  

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都绕不开大字报、红宝书、批斗“牛鬼蛇神”等典型元素,但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却将之一概摒弃。明明是拍摄十年动乱,导演回忆的,却是捉弄老师、追女孩儿、偷看内部色情电影等个人体验。而且这一切,全由明亮到几乎都曝光过度的镜头来呈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荒诞感,在电影刚开始的旁白中便很明显:“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如此颠覆性的文革叙述,却绝非编剧王朔和导演姜文的凭空捏造。在文革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京城里确实有一批年轻人,过着与电影中的马小军和那帮“坏孩子”们类似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当时北京地区的大院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但他们的特殊经历,却被充满了血泪与控诉的主流文革话语给掩盖了。和姜文的电影类似,叶维丽、马笑冬的对谈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也是从亲历者的视角,还原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岁月,在很多方面,和电影可以相互印证。

“大院”是1949年后才在大陆出现的一种全新居住形态,其共同特征是封闭、自成一体,“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它最早起源于延安,解放后被带入全国各城市。大院对成年人而言,几乎就是边沁(J.Bentham)式的“圆形敞观监狱”(Panopticon):即使回到家,同事间仍处于相互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但孩子们的大院则是乐园:他们从小在院里成帮结伙,“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就自然结成了最团结、战斗力最强的派系。所以叶维丽认为:“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通常只有中下层干部及其家属住在大院里,“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但同时,大院居民又比胡同里的“老北京”高出一等,能享受到后者所享受不到的图书馆、食堂、医院等公共服务,以及高人一等的物资配给。尤其在三年饥荒时期,口粮配给上的差异显得更加明显。马笑冬回忆道,1960年她曾在街上遇到饥民索要她手中面饼吃,吓得心怦怦直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

新华社大院的叶维丽从小“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直到升入小学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同年级里高官子弟云集,学校的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特别敏感”,连“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都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环境下,叶维丽开始有了自卑感:开家长会时,看到别人坐小汽车、前呼后拥而来的家长,再看看自己只能步行来开会的父亲,她不禁从心里感叹道:“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1949年之后,不论是用独院、大院和胡同三种居住形态划分居民,还是用悬殊的工资、待遇等级差别将干部分成三六九等,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的渣滓,又是革命斗争的遗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理想虽崇高,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只有严格规定上下尊卑,才能保证命令逐层向下严格贯彻,使整个组织高效运作;细密的等级划分,又能使干部对于自己付出和回报的关系更为敏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热情。

1964年前,社会等级制虽然确实地存在,但尚无人敢挑战“人人平等”和“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所以就连高级干部对自家的保姆,都必须以“同志”互称,非常忌讳盛气凌人。但自从1964年6月“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提出来开始,“家庭出身”开始赤裸裸地凸显。从1964年到1966年的“前文革时期”里,“革命干部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出身。马笑冬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有了一种“优越感”。原本自卑的叶维丽,也开始喜悦地发现:“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同时,“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社会的裂缝,已经无法再掩饰了。

分享到: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新闻 军事 论坛 娱乐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