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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去总理一职?(1)

2016-01-04 11:18:08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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