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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文革是可耻10年(1)

2015-12-23 08:47:13  南方人物周刊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文革是可耻10年

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1950年代初发表诗集《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引起广泛关注,但很快,由于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而受到批斗,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平反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图/梁辰)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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