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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陈永贵大寨搞“红色恐怖”?(1)

2012-01-18 10:05:41 国际在线

    摘要: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

历史真相:陈永贵大寨搞“红色恐怖”?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1964年12月26日于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费,请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天津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吃饭。(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然而陈永贵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政治的游戏,还是一个疑问。他和他的大寨这时候已经完全成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对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会否认他是一个耕作的行家里手。这样看来,他应当最能体会农业本是一个彻底务实的行业。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举行那些“天天读”的仪式?难道将书本上的话背得烂熟之后,就真能产生无往不胜的奇效?他本人自幼与文字无缘,文人理论和行政文牍的令人厌恶,他一定会比别人感受得更为强烈。比如一个年轻人一口气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背诵完毕,然后就向他邀功,而他却不以为然。他用一个一字不识的老人教训青年,此人名叫贾进财,一生开山采石,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世人知晓。“不要看贾进财背条文背不过你们,”陈永贵对得意洋洋的小伙子说,“可是他每天一锤一锤打的都是石头。”这样的情节似乎更加符合一个农民的逻辑。但是,为什么陈永贵还要一味对政治抱以狂热的眷恋,并且煞费苦心营造他的政治形象?这原因又要到当日农村的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的国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来治理乡下农民,其经济上的失败已如前述。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之施政原则,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可侵犯而不在于物质利益的欣欣向荣,因为前者为政权的根本,后者只是一时的盈亏。用当时农村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则凌驾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是将实际问题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于乡下的自留田和包产到户,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办法可以令土地上结出更多的果实,可是经过意识形态的解释,决定其取舍的要点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实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倾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任何农民想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场上,就必须以政治标准取代经济意识,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现得忠贞不贰。这一点当陈永贵在1964年刚刚崛起的时候,便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队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总理亲自追究,如能坐实,则陈永贵定然一蹶不振,中国农村的历史也当改写。但是陈永贵似乎是一个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泽东恰在这时将他请到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这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大约一个月后,山西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大寨,名为“核实产量”,实则已有成见在先。于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队的队部里面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七百九十六亩六分九厘……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七百五十亩。”

    “永贵呀,现在七百五十亩,正合报上说的。粮食亩产还不到七百五十斤怎么办?”

    “山地和平地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

    “粮田达不到七百五十亩吧……地亩也变,产量也变。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舍五入,粮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亩……我已经给总理说,大寨的产量还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亩中扣去四十五亩……”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这整个事件犹如戏剧舞台上一个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陈永贵被称为“救世主”,“是统一千万群众意志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论者却以“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来贬损这位风云人物当日的气概,说这一事件其实只是“显示了陈永贵等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对于他的种种赞颂则属于“肉麻”和“狂妄”。所有这些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狭。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如果敢于将自己的行径公之于世,在百姓们中间就会失去受仰慕的基础,甚至会引起万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在陈永贵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见到。陈永贵的奋斗精神和率领一方赤贫自给自足的经历,虽为官方所张扬,但应当承认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农民,而非政治投机中的帮凶。人们认为他是农民当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乐园。这个乐园,那些官员们已经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了十几年,却始终只是水中之月。所以,当日对陈永贵的种种颂扬虽属阿谀不实,却不能不说乃是出于某种真诚。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陈永贵最后的失败,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为止的政治投机行径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没有能够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甚至还使现实的发展距离农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遥远。农民在日后终于无法忍耐对他的厌恶,正如现在抑制不住对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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