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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细节:“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1)

2011-05-09 10:07:08 北京日报

党史细节:“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

《党史细节》,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谈到细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只有知道了细节,才算是知道了历史。这正是人民出版社推出《党史细节》一书的价值所在。

    原有的党史存在的记忆误差

    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也经常不去上课,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由于他总不上课,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中共的卓越领袖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国民》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持而采取的过激行为

    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系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读过《细节》一书后发现,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午,当蒋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思想压力极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1年4月,由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一是年纪轻,他此时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而是从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称之为“新党员”——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尽管如此,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时任临时中央三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对毛泽东能力也了解不够,他后来回忆说:到了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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