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万伯翱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实习生 彭子洋 摄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今天，万里遗体将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忆万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万伯翱说，父亲退休后非常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没想到他去世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众自发到灵堂祭拜，父亲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一呆就是10年，父亲叮嘱他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万伯翱说，刚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有过抱怨，后来理解了，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个正直、廉洁的人，是万里对家人的叮嘱，也是万里留给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
谈万里退休后的生活
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新京报：您是传记文学作家，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做到了。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父亲为人民办实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父亲去世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父亲的灵堂，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来祭拜的普通农民、工人。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来灵堂祭拜父亲，他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老市长为人民办实事，我一定要来祭拜他。”
新京报：自1993年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位置退下来，老人家就很少公开露面了，大家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万伯翱：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父亲曾对我说，老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
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父亲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