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此时重新去看十八大提出的一句话，会觉得别有深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一届中央从一开始就将解决“法治”问题放到了“基本方式”的重要位置，时隔两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终于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形成五大体系，这五大体系加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在前四个中，我们要着重谈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因为回顾中国法治走过的进程，就必须考虑中国的法治文化，而对于中国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心，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
保障，既包括制度上的保障，也必然包括法治文化与法治队伍建设的支持。说到法治文化建设，律师们应该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公报中明确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个“自觉性和坚定性”，可不就是赤裸裸的“保障”么。
说到法治队伍建设，尽管《决定》全文尚未公布，但法治队伍建设的措施已让人眼前一亮，简单来说，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转型做立法工作、法官或者检察官的大门已经打开，同时公报还明确了健全从政法专业的毕业生中招人的规范便捷机制。
而第五个体系，就体现在这次全会频次最高的词语上--“党的领导”。
出现频次历届最高的“党的领导”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历史任务各有不同。
四中全会公报开宗明义，提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实际上，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中共现在既要活力又要秩序。如果三中全会更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全面深改来释放社会活力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无疑是要通过依法治国，为更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战。
为此，公报在结尾再次将两者相提并论，“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当然，四中全会的公报丝毫没有忘记习总甫一上任时“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宣示。文中虽然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并且更明确地点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但却有更大量篇幅在事实上指向了对执政党的自我约束。
这种约束的方向有二：党纪和国法。公报上的这句话，“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很显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仔细阅读公报，可以发现，有多处文字均是在呼应这两句话。
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这些相对具体的要求，指向明确，就是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再比如，“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就是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其实“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是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我们通常说“党纪国法”，也并不意味着党员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用受国法惩治。
实际上，此前几个月中纪委官网一直在论述一件事，那就是党纪只会比国法更严。这一点从许多官员接受调查时的新闻稿中就能看出来，包括今年最大老虎在内的许多老虎倒下时，说法是“涉嫌严重违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违法，只是需要进一步查实。还有今年中纪委通报时对“通奸”一词的使用，就是引据“党纪”，而非“国法”，因为前者规定更为严格。
十八大以来，中共肃贪之严厉，作风整顿之认真，国人拍手称快，世人有目共睹。但也有外界将之解读为“权斗”、“运动式反腐”，四中全会表明，这些所谓的观察者实际上要么对中共党内的规范程序不甚了了，要么故意对其依法从严治党的决心视而不见。
文/东郭栽树、公子无忌、司徒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