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
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麦尔丹：确实是这样。许多维吾尔族人喜欢到外地，是因为在新疆之外，维吾尔族的就业机会反而比在新疆多。在新疆，虽然有各地援建的各种大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使用的员工多数是从各地区过去的。我觉得对于这些投资项目，可以跟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一样，规定必须有百分之多少是当地员工，解决当地就业。
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传一个东西，维吾尔族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敢说话。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们很少知道维吾尔族的历史、新疆的历史。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