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总书记此时提出“中国方案“究竟有何深意？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好词。
过去，小伙伴们更加熟悉的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中国方案”在长安君看来，两字之差，含义大不同。今天，就为小伙伴分析一下“中国方案”背后的匠心与深意。
1.“中国方案”的提出有其语境。
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首先，这是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回应。
“历史终结论”出自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其核心论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
但，这一论断显然不那么站得住脚。反例比比皆是：无论是美国直接介入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革命”后的利比亚，抑或是现在各方博弈的乌克兰、叙利亚，其民主体制都脆弱不堪，国家则陷入战乱，遑论发展。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南美和非洲，在复制了西方的民主机制后，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宗教、部族、地域的纷争中不可自拔。
“历史远没有终结”。
病灶何在？福山的老师亨廷顿给过我们答案，福山本人也在新书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2.其实答案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直接把别人的鞋拿来穿在自己脚上，非常有可能产生不适感。
所以，无论是亨廷顿还是转向后的福山，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概念：政治效能。
什么是政治效能？通俗点说，就是治理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考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的时候，首先要去看的是其治理效果、治理效率等指标，而非以抽象价值去考察。
在“政治效能”的标尺下，中国做得不差。但若从“抽象的西方价值”考量，中国的实践又很难被概括。长安君认为，后者一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在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普世论的判断、以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是“西方中心论”的身影——就像是那句“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广告语一样，“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则是“一种模式供全球”。
但任何国家的政治实践、社会发展，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君不见，当我们自信地走出中国道路之时，西方世界的舆论，对“复制西方后失败”的国家的民众，已经闭上了眼睛。
3.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
长安君认为，从外界看，是因为西方的方案似乎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上面举过的失败国家的例子，就连欧美内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且深入肌理。
从内部看，中国的模式、道路、方案，确实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的时候——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的“秘诀”却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和之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都不太一样：首先，中国人很多，地域差别极大，所以必须先把经济总量盘子做大；同时，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积累的道路（海外殖民、军事扩展、奴隶制度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和当年不一样，人类的思想、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