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论
国民基础教育不该为资本和股东服务
法学专家 慕峰
近期，整个社会舆论关于儿童教育的讨论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关于资本与教育的关系。部分观点主张应当坚持公立办学为主，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公立意味着效率低下，坚持市场化是更好的选择。这个问题涉及千万儿童，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极其关键，不得不辩。
教育应当营利还是非营利
非营利组织是相对营利组织而言的，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组织形态。这里首要明确的是，“营利”与“非营利”，并不是指能否“赚钱”。用严谨的语言来表述，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利润是否需要分配给股东。非营利组织可能不存在收入或利润，如果存在，这些收入和利润只能继续用于特定的非营利事业。
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国民基础教育应当是坚持非营利性，职业培训教育可以是营利性为主导。
营利教育的关键是向股东负责，进行利润分配，承受资本压力。国民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其存在目的是整个国民素质的保障和提高，不应倾向于作为社会少数成员的股东利益和管理层利益。
非营利不等于不收费或者低收费。在发达国家，私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组织，将学费和大量捐助收入，委托于投资团队，设立投资基金对外投资以获取稳健的收益，对投资团队进行严格考核，以此确保教育科研经费来源，保障教职人员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一言以蔽之，让资本为教育服务，而不是让教育为资本服务。
当然，对非营利组织的行业监管十分重要，因为人性使然，利用非营利组织牟利的情况仍会客观存在。因此，各国普遍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要求比企业更为严格，尤其涉及公益事业方面，披露关键财务信息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要求。相应的立法完善，除行业监管规定外，还应考虑在《刑法》中所有体现。
资本逐利性与国民基础教育初衷相冲突
早在2002年，为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我国颁布实施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当时明确“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是对民办教育的非营利性做了一刀切的规范。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重大修改，将民办学校区分为“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对非营利学校而言，明确办学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而对营利性学校，则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余可依照公司法处理（也即可向股东分配利润）。但同时也明确，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也就是说，从2016年起，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小学、初中）外，包括幼儿园、高中、职业培训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民办教育机构都可以按照公司模式运转，利润可分配，在一定的法律和财税设计后，教育集团可实现上市。事实上，这两年，国内的主要民营教育集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实现上市的。
这里面其实还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尽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不能举办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利性学校的，但众多教育机构将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培训内容单独拿出来，作为其培训的主要部分，这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但很显然，这种情况在监管层面成为灰色地带。
多年以来，在教育经费有限、公立教育机构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大量热心于教育的人士，艰难付出，民办教育硕果累累，惠及众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上述修改，初衷正是为了鼓励更多社会资金能够投入到教育中。但显然，我们对“营利”和“非营利”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认识仍有不足，对营利性学校在资本大规模介入后造成的后果，也估计不足。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办教育本身，而在于资本的短期逐利性、上市套现冲动和业绩考核要求，与国民基础教育天生应当以人为本、善心缓行的初衷是内在冲突的。如果营利性幼儿园、高中的数量超过非营利性学校，而义务制教育阶段最为关键的考试指挥棒也交由营利性学校控制，那整个国民基础教育，就是在为资本和少数人服务。
我们可以预测，无论监管上提出多少新的要求，公司都会以低成本原则，在形式上去满足。问题不在某些公司、某些人，问题在于我们的现行立法，又到了要再次评估的时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基础教育还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职能。在美国敲钟上市的企业，是不会去承担和完成国民教育的意识形态任务的。
我们所有教育资源的投入，无论出自财政资金还是来自民间，在制度设计上，都应当使其最终用于教师和学生，尤其要使优秀的教师受益，而不是上市培训机构的赚钱工具。
现行立法到了重新启动立法评估的时刻
相关部门应尽快重新启动对相关立法的评估。建议明确在国民基础教育领域（包括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应当坚持非营利办学。非营利的国民基础教育，可以由政府创办，也可由民营举办。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民办的非营利学校不是指学校不能赚钱，而是作为非营利法人，没有股东，创办者作为管理者可以拿取薪酬，但不能分配利润。最关键的是，资本压力不会传导给教育者。从鼓励民办非营利教育出发，在学费收取和学校薪资分配上，应当给予非营利学校充分的自主性，非营利学校之间也可以竞争。只有当优秀的非营利学校教育者能够获得稳定的较高收入，且不需在KPI考核下承受教育以外的营利压力，才能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教育事业。
考虑到《民办教育促进法》刚刚修改不久，再次修改尚需时日，建议从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角度，明确加大非营利国民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力度，在民办资金暂时仍然倾向于营利性学校而不愿进入非营利领域时，应当主动加大公立教育资源的供给力度。
同时，学界也应高度重视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对法人、非营利组织这些现代社会最基本概念的认知仍显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直接导致了在制度设计时无法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问题，无法预估相关立法的后果。
而投资界和金融圈应该少一点精致的利己主义，多一点社会担当。金融固然要直面人性，但也不能忘记，风险来自情绪，当普遍的情绪袭来，恐怕影响的不只是股价，也可能包括赖以做出基本判断的政策基础。
（责任编辑：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