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所规划的统筹监管体制则可以对大宗行业及其金融活动形成全覆盖。可以预见的是，大宗行业必将迎来‘强监管’时代。”
模式创新应回归本源
对于金融生态建设而言，所有金融活动及其金融创新都必须纳入监管，任何涉及大宗行业的金融或金融创新，都必须严格界定其边界、界定其风险体系、职能体系、职权体系、责任体系、自律体系。王永龙对期货日报记者说道，只有合法、合规的金融才能获得来自制度与监管层面的激励，只有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才能获得来自制度与监管层面的激励，任何超越监管的金融及其金融创新都必将受到严厉打击。
“这种激励导向会产生内生性压力并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可以促进行业‘分化—整合—融合’，有利于建设公平、健康、可持续、竞争性行业金融生态。”王永龙如是说。
在金融生态建设中，模式创新是促进大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需之策。但是，王永龙认为，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在这一领域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创新的本义，这也是导致目前大宗行业金融乱象的根源。
那么，金融委的成立能解决大宗行业因“跑偏”模式创新所导致的金融乱象么?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必然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这就给大宗行业提出了明确的预警，任何模式的创新都不能‘脱实向虚’。在接下来的‘强监管’时代，任何新业态、新模式只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方向才能找到出路。”
“两个统筹”构建有力保障
从监管体制出发，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分析了金融委成立所带来的影响。首先，王永龙阐述道：“一直以来，虽然大宗行业及其金融创新监管构建了中央—地方的双层体制，但在涉及某些重要或关键性领域(譬如职权、事权、责任)时很难形成有效的统筹，也很难形成有效的垂直性，所以实际监管往往根据‘属地原则’而选择‘属地监管’的模式。”
其次，王永龙表示，这种模式虽赋予地方金融部门相对独立的监管职权，但由于存在区域差异性，往往又容易导致监管分割，同时由于制度、法规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地方利益的嵌入，从而陷入所谓的“逆向选择”。所以，从监管体制上来说是不健全的。
最后，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赋予其“两个统筹”的重要职能，基本确认了其最高金融监管部门的地位，极大增强了中央监管的权威性，再加上其垂直体制及对地方监管部门的履职问责，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地方双层监管在“权—责”方面的分割问题。对于有效克服行业及其金融创新领域的“逆向选择”及“机会主义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在将要到来的‘强监管’时代，大宗行业及其金融创新必须自觉服从监管制度安排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王永龙对期货日报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