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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新负担”阻碍就近城镇化(2)

2017-04-11 11:43:51    经济参考报  参与评论()人

不少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赶人情成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说,村里邻居之间随礼要两三百元,远亲至少500元,近亲则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万元,即便是贫困户,赶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万元。

而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很盛,家里死个人至少要花五六万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场丧事办下来花了18万多元,收的礼金则超过20万元。

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贫返贫。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中村镇邓家村贫困户邓拴科有两个儿子。25岁的小儿子在西安的一家电脑学校学技术,每年要开支1.5万元;为给大儿子娶媳妇,老张家总共花掉15万元彩礼钱,至今仍欠下2万元外债,迟迟无法脱贫。

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少农民家里盖着楼房,但为了孩子教育却不得不“蜗居”在城里的一间间陪读房内,或进城买房,无形中构成了新的家庭负担。

今年45岁的高桂女是鄱阳县双港镇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自己陪二女儿在鄱阳县饶州中学读高一。“在这里住很不习惯,既要开销,又不能工作。但看着大家都来陪读,担心自己不来会影响孩子高考发挥。”坐在堆满生活物品的陪读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够陪读开销,还有一个儿子马上要读高中,再来陪读负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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