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营改增已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头炮”。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时期，如何下好营改增等减税的先手棋，至关重要。就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
记者：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维度上看，营改增带来哪些制度变革红利？
张连起：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以营改增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标志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税制环境。全面推进营改增后，由于税制统一、税收中性、税负减轻，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新增不动产所含税收可以抵扣，从而产生了叠加的减税效应。此外，营改增政策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注入了强劲动力。
记者：一些地方对于减税降费兴味索然，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张连起：的确如此，对营改增的认识不能囿于地区、行业、产业、企业等角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包括举债扩大支出，也包括减税因素。所以，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中国当下观察，减税确实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但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必须过紧日子。从根本上讲，维系较高的财政赤字率是不可持续的。从长周期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反而会增加税收收入。扩大减税效应，聚焦减税降费，以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才是未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信心和底气所在。
记者：未来营改增的发力点应着眼在哪里？
张连起：当前，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优惠方式过多（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问题，实践层面也面临着如何引导企业运用增值税抵扣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等繁重艰巨任务。为此，要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化增值税税率，逐步清理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启动增值税立法工作。（本报记者 杨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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