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保为主”催生道德风险和新的风险点。
“以保为主”主张“零风险暴露”，采取事实上“花钱买稳定”的策略。其结果是微观上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盛行，宏观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无限救助，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扭曲，催生道德风险：投资者长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企业和金融机构因风险不必自担而过度承担风险；监管部门因成本外生的无限救助，存在放松监管的逆向激励。当前，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高杠杆投资套利，金融市场紧绷下各类意外事件往往形成不小的市场震荡，过分强调市场稳定就可能倒逼央行货币投放，在这一具有明显道德风险特征的制度格局下，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必然在整体资本水平不足情况进一步扩张，最终导致更高的杠杆率和潜在风险。历史上，我国每次出现金融风险，在治理策略上都是重债务风险处置，轻制度和约束机制建设，必然加剧了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风险反复滋生。
二、金融安全是改出来的
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困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渐进性改革无法一蹴而就，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结果。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破除风险和困难背后的体制根源，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我国实践证明，唯有改革才是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破解发展难题的唯一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坚定地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为近3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国企改革、加入WTO等，释放经济活力，创造了稳定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保增长政策虽然对短期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重要结构性改革未及时推进，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有所固化，过度刺激保增长的做法也不利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改革的方向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当前我国各种潜在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既有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矛盾和经济体制转轨不到位的因素。因此，当前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是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加快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定地淘汰落后产能。去库存的关键是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价格机制等来有力改变激励机制。降成本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落到实处。补短板既要补硬的短板，也要补软的短板，既要补发展短板，更要补制度短板。
二是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突破口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我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在改革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以适应日趋明显的综合经营格局。中央银行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纠正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地盘意识和行业保护倾向，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库制度，增强市场透明度，实行穿透式监管，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二是要赋予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为其他金融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