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已有676个，占国土面积的53%。不少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相对落后，承担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
随着重点生态功能区近年来主动调结构、去产能，不断提高产业门槛，甚至试点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一些地方进入产业再造压力期：有的传统产业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区域功能定位，需关停并转或限制准入，旧有增长动力在消退；新产业总体规模偏小，支撑地方发展动能不足。产业再造压力期，也是转型阵痛期和结构调整关键期。
产业转型面临保就业、保民生压力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之一，陕南干部群众已普遍形成“保障清水供京，也是保护自己母亲河”的共识。但同时，作为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陕南生态保护与加快发展之间矛盾突出。
陕西汉中南化有限公司有近60年历史，由于临近汉江，污染严重，2015年被关停。“南化公司曾是汉中8个明星企业之一，年产值6亿多元，上缴税收3000多万元。”汉中市南水北调办主任王义频说，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汉中取缔和关停企业90多家，每年影响利税近20亿元，而该市2014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共40亿元。
在农业方面，转型代价也不小。陕西省商洛市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杨卫说，作为山区，商洛养殖户占农村人口的1/3，其中不少人因划定禁养或限制区而放弃养殖。养殖户以年均5%的速度减少，人均年收入减少千元左右。
重庆城口县锰矿资源富集，锰矿及相关产业利税一度占当地财政收入七成以上，“吃锰饭”的人高峰时近万。当地为保护生态主动调整，2012年以来关闭了全县2/3的锰矿井。城口县经济信息委员会主任王广坦言，产业调整伴随着阵痛，政府不仅财政减收，还要对关闭矿井进行补偿，财政压力较大。
新产业纷纷上马，有待进一步培育
重庆市奉节县发改委副主任韩礼刚说，全县产业曾经“一煤独大”，如今旧有产业规模在缩小，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新产业总体还处于投入期，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或龙头项目带动，虽然有发展规划，但具体实施仍有难度。
“2012年之前，金寨县的工业产值在六安市一直稳居中上游。随着作为支柱的矿产企业被关停，县里的工业产值排名逐步后退。”安徽省金寨县经济信息委员会主任兰光富说，为实现产业转型，金寨县近年来大力培育光伏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项目，但新产业发展遇到的难题不少，转型之路并不平坦。
金寨县规划在“十三五”期间，每年实现100万千瓦装机能力。当地干部直言，目前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大隐忧是大量新增发电无法被电网有效吸纳。
采访中，有基层干部称，一些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中，虽然淘汰了不少产业项目，但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并不难看，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不少，当前绿色经济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其发展成效并没有完全显现。
促进自我“造血”，夯实产业转型基础
区域生态化不等于产业空虚化。在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之际，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有些存量产业不应一弃了之，而应该积极推动其转型升级。国家可以考虑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转型发展引导基金，帮助这些地方在更高门槛、更高水平上实现产业突围。
重庆市城口县以往产品集中在初级、低端领域，产能严重过剩。“现在企业正在围绕锰基复核合金技术进行科技攻关，这一创新产品研发成功后，将成为高端钢材、特殊钢材的添加剂，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盛。”王广告诉记者，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财力吃紧，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挤出20万元作为补助，但对这一关键科研项目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类似的关键项目，重点生态功能区希望从国家层面得到更多支持。
同时，对于符合绿色发展、科学发展要求的新产业，应该结合地方特色和资源禀赋，在强化产业扶持的同时，加大金融、用地、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引导国有、民营企业积极布局，真正夯实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发展基础。韩礼刚认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实现绿色发展，不能一味等着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输血”，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实现自我“造血”。(半月谈记者 李松 陈晨 张紫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