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山东荣成市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副主席程路、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围绕供给侧改革与中国制造2025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给的改革和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都是一次新考验。政府是继续沿用传统思维方式和驾轻就熟的旧有管理方式来管理新经济、新业态，还是站在时代前沿，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的新的战略选择，方向是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调整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结构，甚至某种产业的结构。现在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着眼于调整制度供给，实现新旧制度和新旧动能的大转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只能靠改革来突破原来渐进形成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制度供给主要针对“引进来”，这种政策取向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用国内资源和优势搭载一个平台，使国际上的要素在这个平台上集聚和配置。现在，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制度供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现在因为缺少一套新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设计，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在境外投资生产的产品拿不回来的情况，而且中国企业在境外产生的GDP也并未纳入国民统计范畴。
目前，我国与很多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六条经济走廊都在快速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随之拓展。这种国际产能合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存量和增量，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仍然只统计国内生产总值，而没有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其他地区产生的经济总量计算在内，造成这些庞大的经济数量未能进入我国的GDP统计核算范围内。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关键、特殊的时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新一轮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资源。但是，我们的统计方式、政策支持取向和政策体系还是原来在渐进式开放中形成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定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整个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必须要整体再造，以适应现在对外开放新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改革这些不适应消费需求的落后生产力布局和产能结构，改革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部分。
结构性调整不是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必须要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有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生态标准。真正淘汰掉那些落后产能，该上的先进产能还应该上，该发展的进口替代性产能还应该发展。
首先要大幅提高产品标准。中国一共13.7亿人，2015年我国旅游人次达到40亿人次，其中出境游1.2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出境旅游购买商品消费平均达到1.5万人民币，我们发现消费者购买的有些商品是在我国生产，出口到国外后，被消费者又买回来的。所以技术替代和标准替代在结构性调整里非常重要。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必须放在结构性调整上，抓紧实现这几个替代。
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调整。结构性改革不仅指产品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供给和需求匹配，还要加快形成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智能化的大流通，提高全过程的流通效率和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