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苏诗钰
“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应回归市场逻辑，遵从市场法则，充分利用市场手段。”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不良资产问题成为我国银行业最头疼的问题时，不妨看看日本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资产价格暴跌令企业资不抵债，银行系统涌现大量不良债权。泡沫破裂表面上是由于货币政策持续放松后的骤然收紧，实际揭露出日本经济结构、金融体制不合时宜的积弊。自此，日本政府踏上长达十余年的整治不良资产之路。
国泰君安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表示，随着不良问题渐趋严重，以及政府对该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日本不良处置力度由弱到强，处置成本由小到大，处置思路由表及里。处置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护送船队”、“金融再生计划”、“紧急经济政策”。存款保险机制与不良资产整理回收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不良资产处置给我国的启示有三点：一是重视不良问题，切勿拖延处置，所谓‘病在腠理，不治恐深’；二是处置方式需多管齐下，标本并治，针对不良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三是推进不良处置、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辅以产业再生、经济景气政策，实现平稳过渡。” 王剑表示表示。
申万宏源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结合日本处理不良资产的经验，对中国这次不良资产处置的给出一部分预判，首先，债权放弃会对相关银行留下心理阴影，在未来它们会更倾向于对属于“黑名单”行业例如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炭等行业少放贷。其次，为了让多方能在短期达成谈判的和解，大量使用“复活”而不是“淘汰”的方法来处理“僵尸企业”，此时“复活”过来的僵尸企业，可能带来“复合型通缩”，使得通货紧缩延长。这是日本病的重要因素，需要尽力避免。
“最后，受制于地方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债务处置以及债务控制的计划在中国可能会遭遇到类似于日本的困境，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关注短期的负面因素，而忽视长远利益。要避免日本债务控制和债务处置的困境，需要新的思维，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僵尸企业’的退出。” 李慧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