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资企业的高管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单位缴纳的高额社保费，员工并不“领情”，认为这是从其工资中扣除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
李珍认为，这是高费率导致的悖论，政策性费率太高，使得有企业和个人通过少报瞒报工资基数等方式搭便车。“管理跟不上，实际基金总收入还是不及预期，与其这样，不如直接降费率，夯实费基，增强大家对制度的信任。”李珍说。
而作为社保五险之中的“大头”养老保险，即使在全国养老保险费率最低的广东，按照去年最低缴费基数2408元来计算，个人、企业年缴费额分别为2311元和3811元，合计6122元。
养老保险是否还有下调空间呢？在齐传钧看来，养老保险等社保的费率要做出实质性调整，在制度框架不改革的前提下是很难实施的，因为当前我国养老、医保基金本就面临收不抵支压力。
2015年，包含高额财政补贴在内，我国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省份已由上年的2个增至7个；医保基金与之类似，人社部近日也称，医保基金“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状况，基金‘穿底’风险日益凸显”。
在今年两会前夕，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记者会上介绍，未来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将包括推行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多方面筹措养老保险基金以及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七个方面。
而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解读“十三五”期间医保制度的改革时表示，未来医保改革将包括健全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发挥医保控费作用以及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