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认为，在农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年轻时尚有机会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无一技之长，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就没法再在这种工资比较高比较正规的行业里面就业，就进入到非正规就业行业里面。”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解释，这意味着，经过年龄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规行业的高龄农民工基本没有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
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傍晚来临，王济昌跟在年轻人们身后，拖着脚从工地走出来。他已经一下午都没坐下休息了。地面湿气重，他顶多站着直直腰，从来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头才会愿意接收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让他们做些搬建材、铲沙之类的活儿，工资自然比年轻人差很多。
王济昌进上海青浦区这个工地时，也是说了一箩筐好话，工头才同意他干活。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告诉工头自己的真实年纪，还得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干活不是问题。因此，即使在大热天，王济昌都不敢在工头面前休息一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并应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可根据深圳一家劳工组织调查，由于需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且缴纳年限需要超过15年才能在退休时申领养老金，加之农民工务工地频繁转换，而养老金账户在地方流转的程序尚不健全，很多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并不强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推算，如果完全缴纳五险一金，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有接近一半要充进养老金账户。“农民更愿意得现钱，老了怕制度靠不住。”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成也说。
“这是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苏媛介绍，除早年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之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承诺降低保险缴纳比例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农民工的利益被大大损害了。”苏媛说，“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好累啊，要不是一无所有，哪个愿意打工！”这话几乎是从曾冬莲嘴里喷出来的。她从湖南邵阳老家到深圳打工20年，在一家玩具厂工作了整整17年。厂子2006年开始为她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切顺利的话，她本可能过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然而，就在她退休前一年，厂子倒闭了。按照规定，她缴费未满15年，无法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未满10年，不能继续补缴。曾冬莲懵懵懂懂地下岗了，和丈夫找了清扫同一条街道的环卫工人工作，每天吸着灰尘，在穿梭的车流中，从一头扫到另一头。
王济昌和他的高龄工友一样，从未想过自己和社会保障制度扯上关系。他也不在意这个，能让自己顺利打工，赚到现钱，就是最大的胜利。有媒体报道，有高龄农民工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将自己的头发染黑。
事实上，他们从没和这个城市真正相关。尽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车只需5元车费，王济昌却从没进城去看过：“看有啥用，啥都买不起，啥都带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没啥关系。”
下班之后，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儿女。
王济昌的儿子要在城里买房。“房价太贵了，作为家长我必须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让孩子怨我。”王济昌抱起一块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