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莫言约稿，还发生过一桩趣事。《红高粱》是朱伟失而复得“抢”回来的。“一个优秀作家‘井喷’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部……我会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我守护的所有‘油田’。”
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朱伟勤劳而执着。莫言动笔写之后，朱伟就时不时去魏公村问莫言写得如何了。谁料《红高粱》写完，被其他刊物编辑拿走了。朱伟一下子急了，立马要求莫言给对方打电话讲清楚，自己也随后打电话请对方把稿子“退”回来。结果是圆满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而朱伟回忆起来不由感觉，年轻时真是“狂妄不顾一切”啊！
朱伟说，当年初相识时，那些作者还都不是“大作家”，认识了之后就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所以几乎没有约稿的困难。“这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关系。”
早年与作家打交道的方式，也影响到后来朱伟在杂志社做主编，培养年轻记者的方式。“我跟他们说，当记者或者当初级编辑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功——你要去黏作家，去吸人家，因为你刚开始是一个小编辑，人家是大作家。”
朱伟提到他当初和王蒙约稿，就是“小编辑和大作家之间的关系”。“我会经常到他那儿去，跟他去聊，慢慢地王蒙就说我挺有思想的，认可我了。”朱伟觉得，跟作家聊天的过程，你是被启发的。而一旦当思路被启发以后，你自己也就长大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八十年代，是世人眼里文学经典迭出的“黄金时代”，恰逢其时，朱伟亲历了一群作家创作的现场。时隔30多年重读那些人的作品，重写那些过往，其中感受亦是独特的。
令朱伟极为感慨的一件事是，隔了数十年，那些书还能读。说明作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比如《白鹿原》。“作品还是要随着时间去沉淀，如果时间没有消磨你的作品，说明就是经典。”
朱伟笑言，身在作家朋友圈，如果对他们新近创作的小说不太满意，他仍是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如果说一个作家能不断往前走，那他就可以超越自己；如果作家认为自己已经很牛了，作品是不容你批评的，那个作家就已经被淘汰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那么开放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八十年代又是一个那么好学的时代。”朱伟表示，回顾的意义在于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曾有那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而不要如今一味沉迷在消费时代里，文化变得越来越低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