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暮春5月,来自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听李政道讲学。在长达7周的时间里,天天座无虚席。
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李政道越过太平洋,不远万里来中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
在国外,每年他平均只讲28-30个小时,这两门课程一般要讲两三年。这年,他感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
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变了。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亲自打了很多很多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北京科学会堂访问了李政道。那天,他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在休息室里,他一面往嘴里含润喉片,一面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时,他兴奋地说:“我感到,大家都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这年秋天,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也来中国讲学。他因发现J粒子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李、杨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北京饭店访问了丁肇中,当时,他看起来很年轻,不像43岁的人。
见面后,丁教授热情地和我握手。当我对他和他的小组找到胶子存在的证据表示祝贺时,他笑着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丁教授谈谈自1975年以来4次访华的印象。他说:“1975年来时,在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怖状态。1977年来访,科学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回来,见到高能加速器(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大批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情况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