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盘活农村固定资产，让农民贷款有抵押。贾洪涛说，农民“贷款难”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抵押物。目前他所在的永新村虽然进行了土地确权，但还没领到确权证。贾洪涛期盼及时发放确权证，进一步盘活农村固定资产，比如盘活农房、林地、农机、耕地等用来抵押贷款，破解抵押贷款瓶颈。

在农村建立信用体系，对信用好的农民放宽、简化贷款手续。高向秋建议，加强农村信用和征信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建立农村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平台，扩宽征信数据来源渠道，完善农户信用档案；充分发挥政府组织领导作用，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各方参与积极性；加快农村信用评级、信用担保等机构的建设，将征信体系与信用奖惩制度挂钩。

“比如，对失信的农户，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限制贷款，甚至不允许贷款。对信用好的农户，就要简化程序，降低门槛，这样让我们想干事有诚信的农民，真正把事干起来。”高向秋说。

对发展较好、有潜力的扶贫项目，降低利率，加大资金支持。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建议，金融部门要从改革和完善服务体系机制着眼入手，简化贷款手续，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尤其是发展较好、有潜力的扶贫项目。对中小型民族文化产业，相应降低贷款利率，可以进一步激发主动性，让民族文化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

出台政策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专家建议，在调动商业金融机构力量方面，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要加大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要真正成为农民身边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应在乡村振兴长期信贷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对于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应大力鼓励引导，在设置好保护农民权益的防火墙的前提下，搭建好桥梁和平台，稳定政策预期，优化投资环境，遵循市场规律，让更多的工商资本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记者王建 汪军）

刊于《瞭望》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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