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俊生

说起城市居民家庭中使用的购粮证，它的记忆并不遥远。

购粮证，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非农业人口中使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之下，城市里每一个居民都按年龄划分，定量供应粮食。在上海，成年男性居民的定量是每月29市斤，重体力劳动者可酌量增加，女性居民则酌量减少，婴幼儿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规定可供应的粮食。

与购粮证一起出现的，还有粮票，但居民要凭购粮证到粮食管理所领取粮票，也需要凭购粮证到粮店买粮。这样一来，购粮证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命根子”。那时候哪家要是遗失了购粮证，那可比遗失钱物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家庭将无法买到粮食。在那个时期，居民搬迁住房，除了要到搬出地和搬进地的派出所办理有关手续，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续便是到两地的粮管所办理相应手续。

这本小小的购粮证，维系着一个城市居民的喜怒哀乐，而它也隔开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农民并不在粮食计划供应的范围内，进城以后因为没有购粮证和粮票，吃饭很成问题。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中有一段《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收入了中学课本，梁生宝进城买稻种时自带了干粮，课本上说他勤俭节约，其实在那个年代，梁生宝如果进城不带干粮，就只能挨饿。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