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俊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先生作为天津学联的骨干之一，高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一二？一八”大示威。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先生流亡到武汉，在武汉大学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大学毕业后，先生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先是负责民营工业的搬迁工作，后赴越南、缅甸、印度组织抗战物资的运输。后来，先生怀着“科技报国”的理想赴英国留学，博士毕业后取得伯明翰大学的终身教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并向挽留他的朋友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过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当得知了先生的这席话时，在校学习的我们都深受感动。这也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刻苦学习、钢铁报国的决心。“文革”期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残酷批判，然而依然坚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信仰，并在拨乱反正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柯俊先生是一位具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教育家。早在英国学习和任教期间，先生就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果。回国后，他预测到金属材料学与固体物理紧密结合的国际学术趋势，和冶金工程日益需要物理化学的理论支持才能不断创新，提出了工科大学要走理工结合的发展道路，并在母校创立了物理化学系，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培养理工结合的科技人才。在那段物质条件艰苦，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先生以对科学事业的忘我追求，立足国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耐热合金、永磁合金、半导体材料、超低碳贝茵体钢等一系列战略材料的研究，并非常注重解决工业生产、国防工业中的实际问题。
“文革”后期，先生提出将研究冶金、材料的科技手段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开拓了冶金科技考古的学术方向，并在母校创设了科学技术史国家重点学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积极推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并在母校组建了被誉为“大材料”的教育改革试点班，为我国新世纪工程教育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先生在《钢铁发展与人类文明——驳钢铁工业是夕阳工业》一文中做出的许多预测，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