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任务后，我当晚就和专家们关进屏蔽保密室里彻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开谈，整个谈判持续了五天五夜。
高渊：你的任务是在一周内完成这项谈判，时间非常紧迫，当时得到中央多大授权？
陈佐洱：谈判一开始就僵持，第一天不欢而散，直到第3天依然缺乏实质性进展。那天会谈结束时，我和英方代表包雅伦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走到楼梯口时，我们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他说，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
我点点头。正好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我俩把门虚掩，坐在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彼此能感知对方的气息。
包雅伦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作哪些松动？
我说，中方可以再作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具体数字没透露。最后，我用诚恳、严肃的语气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我听见包雅伦吐了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我们都知道，谈判还有戏。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英方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
高渊：你在香港谈了五天五夜，是怎么和北京保持沟通的？
陈佐洱：谈判桌上风雨变幻，第一时间向北京汇报和请示是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要素。广州军区来的专家给我带来三部可以漫游的手机，在1997年手机还是很新奇的。那些天，这三部手机都放在我桌子上，哪部响了，我就抓起来跑到外面去接。
中英谈判楼在坚尼地道28号，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意大利式小楼。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园接电话，是担心楼里面有窃听装置。当时经常和我联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长和港澳台司司长等，都是上海人，我们就说上海话。这样即便被窃听，对方还要找懂上海话的人来破译，得多费不少力。而且，我们之间的通话还有暗号。谈判的进展通过他们报给钱其琛副总理，再报给江泽民主席，北京的指示也通过这个途径及时下达。
那五天五夜真的没怎么睡觉，白天谈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处还要开会、发电报、等批复，再根据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对阵。即便是抽空眯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