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理“村霸”必须铲除其社会土壤
作者：吴理财
近些年，时有媒体报道，一些“村霸”横行乡里，甚至盘踞一方作恶，群众怨声载道。这一现象，已引起高度重视。今年1月，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两会上作报告时再次强调，“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推动完善乡村治理”。
纵观这些“村霸”不难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定的“靠山”“后台”，与当地基层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不少是在职或退职的村干部。否则，这个“村霸”不可能在一地长期存在、为害一方。因此，在短期内惩治这些“村霸”，当然应该打掉其“保护伞”，为普通群众伸张正义，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但要根治这一乡村“恶瘤”，还须铲除其存在的社会“土壤”，建构新的乡村治理机制。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方，除了与某些基层领导干部结成“利益联盟”，背后有这些腐败官员的撑腰和庇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个体化转型之中，一些农民缺乏有效结合而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面对乡村公共建设不能形成有效合作，面对公共灾害不能进行有效抵抗，面对权利被侵害不能进行有效抗争。但同时，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又需要一定的社会交往，再嵌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无论是生产上还是日常生活上更需要相互合作或外力帮助。对此，如果当地政府不能向这些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组织或网络支持，抑或既有的组织不能吸纳普通群众参与其间的话，这些需要再嵌入、再合作的普通农民就很容易基于血缘、亲缘或宗教等联系建构起一定的亲族、家族或宗教等组织，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宗族势力抬头、宗教力量蔓延。问题是，这些民间组织极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控制、操纵，成为他们角逐村庄权力，并用攫取的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当这些人成为村干部以后，他们更加善于运用体制性和非体制性资源，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势力，以致最终成为一个基层治理中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