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就初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赶紧找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共同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后，稿子就起草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
大约是12月5日，邓小平又把我们几位起草者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利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于半年工资，相当于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15%，欧洲、日本相当于三分之一。
最后，邓小平告诉我们，稿子要短一些，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希望改得快一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小平说 ：“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
大约两天后，又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邓小平约耀邦和我等起草人员作第三次谈话。他先肯定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要求在开头或者中间讲一点重点转移问题，并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的问题还重要。邓小平指出，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是这样，因此，怪现象就发生了。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包括领导干部，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
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研究，意见也谈得更加具体。谈话之后，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邓小平听起草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也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