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黄洁夫的眼里，联手支付宝这样的知名网企还有一个“成风化人”的考虑。“现在有这样说法，认为器官移植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样的说法经不起推敲。”黄洁夫说，孔子谈仁爱之心，孟子谈人要有恻隐之心，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器官捐赠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闪耀人性的光辉。
“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公民志愿捐献器官的爱心、文明、人道的社会氛围，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黄洁夫说。
移植：构建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器官移植是上世纪下半叶引进中国的医学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与其他医学科学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器官移植手术需要有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进行。
2007年，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明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应遵循自愿无偿、知情同意、器官科学公平分配等原则。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到了2015年，中国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是历史最高一次。据预测，2016年这个数字将增长50%。但在黄洁夫看来，中国的器官移植还存在很多问题。
供体的严重缺乏，极大地制约着临床救治工作。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大的缺口？一大瓶颈是移植费用高昂，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运输和移植手术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黄洁夫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以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复。但在他看来，真正把移植费用降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医保进一步彻底改革”。
另一个困难是供需缺口。“我们现在缺医生、缺医院、缺协调员。”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只有几百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我们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黄洁夫说。
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断增加，一个特殊的群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负责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他们的工作一边连着逝去，一边连着重生。
“他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不断奔走。”黄洁夫说，他们是器官捐献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到2014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注册认证的共1151名。
“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才能适应当前捐献与移植工作不断向好的新形势。”黄洁夫说。
还有体制建设的不完善。“我们的人力投入还远远不够。”据黄洁夫介绍，美国管理器官移植的专职人员是1500多人，中国政府中相关部委的力量太分散。“我们要搭建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包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系和器官移植监督体系。”黄洁夫说，这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有足够的执行力。
走出去：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2016年10月31日，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误解中国的人权进步》的文章，他认为中国近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两大历史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二个成就是2015年1月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