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追回的18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国内缉捕的是2人，死亡的是2人，劝返和遣返的均为7人。
从被追回的方式来看，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目前已经落网的37名“红通”之中，有22名属于被“劝返”。
“劝返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一种措施。”黄风介绍，劝返是比较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开引渡、遣返等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复杂的程序。
此外，遣返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与劝返不同，遣返是指向逃犯所在地国家提供其违法犯罪线索，被请求国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强制遣返至第三国或请求国。例如，2015年9月归案的杨进军（杨秀珠的弟弟）就是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国的，这也是美方首次向中国强制遣返外逃腐败案件涉案人员。
对于国际追逃追赃等违法犯罪而言，引渡是一项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对外缔结44项引渡条约，但已经缔结引渡条约的主要集中在亚洲及发展中国家。外逃贪官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由于并没有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在追逃追赃过程中，缺乏一种常态化的司法制度合作。西方国家是追逃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在美国，申请避难需要经过移民法院初审、司法部内设的移民上诉委员会行政复核和联邦上诉法院司法复核三级审核，走完这三级审理程序，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外交部条法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意味着像杨秀珠这样的外逃官员可以借此拖延时间，进而实现长期滞留美国的目的，而中美两国引渡条约的缺位也给追逃工作带来困难和障碍。
积极开展反腐外交，推动反腐国际合作
跨国联合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反腐外交”，不断赢回反腐合作话语权和“规则定义权”，以追赃追逃为核心成功开启了国际反腐新秩序。
——参与制定国际反腐合作新秩序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中方推动之下，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
在今年9月召开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尤其《高级原则》是继《北京反腐败宣言》之后，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
——与美国的合作取得重大共识
事实上，中美之间在很早就建立了反腐败合作机制。中美之间在执法合作领域实现合作的主要沟通渠道是成立于1998年的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
同样在G20峰会上，中国与美国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也取得重要共识，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达成的35项成果清单中，包括专门针对“反腐败与追逃追赃”，例如：双方将继续就包机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开展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大反洗钱和返还腐败资产合作，共同落实好《关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商谈相互承认和执行没收事宜以及资产分享协议；双方同意商谈制定劝返程序。
——追逃取得重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