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外逃腐败分子，我们要点名道姓曝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据我们所知发布红通之前，有的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外逃的腐败分子，发布红通之后，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势头是被压下去了。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只是中国近年来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的众多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也让外逃人员感到了强烈的震慑。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整合内部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局；
5月，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办公室统筹追逃追赃工作；
7月，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9月，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公告》。
外逃贪官们其实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内的追逃动向。身在美国的王国强，一方面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另一方面也感到未来日子将更不好过。当看到敦促自首的公告里提到，自愿回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他终于决定自首，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腐败分子外逃，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在国内贪腐之后，悄无声息地失联，逃往海外。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贪官外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现象，当时出现了一个热词，叫做携款外逃。赖昌星外逃发生在1999年，这是外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随后在2001年发生的就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特大贪污案的这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他们外逃。
腐败分子妄图躲到海外过逍遥日子，这是党和人民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外逃现象的出现，追逃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早期的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当时改革开放才刚上路，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参与国际合作各个方面的领域还不够宽，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大，再加上对国内追赃追逃各个部门各个力量统筹协调的机制还不够顺畅，因此我们追赃追逃总体上处于一个艰难探索的起步阶段。
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中国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感到了中国的决心和力度，国人也清晰地看到了显著的成效。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不少潜逃时间长、在国内影响重大的案件嫌疑人相继落网。
[新闻播报]百人红色通缉令上首名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戴学明被缉捕归案……；潜逃肯尼亚等国9年之久的江苏中淮建设公司原董事长钱增德被遣返回国……；我身后的这架航班是今天上午9点从新加坡出发，下午3点半刚刚抵达中国北京的航班，在这架航班上有百名红色通缉令当中排名第二位的李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