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党的建设问题之所以成为以往六中全会较多涉及的主题，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党，一个实行集中统一坚强领导的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换言之，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非常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瞩目的治理成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中共这个核心力量。能不能治理好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能不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能否持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能否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能否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有效的治理。
六中全会多次涉及党建主题，正是汲取了近现代政党兴衰的正反经验。纵观世界上治理良善的国家，无不是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反观治理无序甚至失败的国家，或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或是政党组织衰败，比如苏丹等。
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期待十八届六中全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布局，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恰好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冉教授认为，这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在战略重点与实施战略方面谋篇布局的强大能力，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治国理政的强大战略思维。
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明确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对腐败零容忍，打虎拍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以来的整风反腐呈现一个醒目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经验。即，坚持上行下效，一层做给一层看，新规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传递示范效应，传递治党决心。
这次六中全会要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反腐治本，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正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国进行深刻变革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处于紧要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亨廷顿认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比较、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治党思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尤其是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主因还在于苏共自身，没有把党建设好，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方面欠缺很多。习近平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执行力强、制度化程度高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利于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各项制度更加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加权威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保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