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外组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服务部”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以组织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报告情况作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2010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经费。按照要求，曾飞洋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到前台，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活动，并在工人停工谈判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人员曾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影响，“保证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要求及他们的意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博名牟利
“‘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件，表面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欢兴供述，“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的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接下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是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非：“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论蒙蔽、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左右。自开展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可是我对名的追求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工NGO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的生财之道。2002年起，曾飞洋以“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费支持，总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经费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助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和“服务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部”账目也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个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将资金兑换人民币后，由曾飞洋到香港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给其个人账户。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给“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服务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益人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并以此要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服务部’曾经拖欠我几个月工资，我问曾飞洋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有一笔外国使馆的钱快到账了，到时候可以发，但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部分工资。”朱小梅供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有签合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我曾问过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出精神，让我们不要计较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