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的各个环节中，公安、银行和通信商是核心环节。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生态之下，公共管理机构、行业、企业和个人紧密共生，信息保护涉及各类主体，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单枪匹马”地与电信诈骗犯罪作战。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公安局牵头组建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平台，公安机关有关警种、商业银行、通信运营商、金融清算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联合入驻，实行防范、打击、治理一体化运作的实战机制，对犯罪行为开展主动拦截和精确打击。
自今年3月底该中心平台试运行以来，已冻结涉案资金折合人民币7900余万元，成功劝阻潜在被害人3.5万余人次，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值同比下降20.6%。
8月31日在上海考察时，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以及公安机关与银行、通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全国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平台，完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跨界联动、合成作战，以快制快、精准打击，最大限度避免和挽回受害群众的财产损失。”
电信诈骗是典型的非接触性诈骗。作案地不断轮换，取款地亦不固定，增加案件侦破的成本和难度。
项立刚认为，不论对于政府还是企业而言，治理电信诈骗，关键就在把治理的成本降下来，效果提上来。如何降低成本，建立全国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平台是关键。这一平台应该由公安部门牵头，各部门、各省市共同参与，以期达到效果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11年至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数量从10万件飙升至约60万件。
严峻的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下，相关专项打击行动也在加强。
2015年11月，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23个部门组织开展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展开，并将延长至今年底。
其中，河北省丰宁县、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江西省余干县、湖南省双峰县、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被列为第一批重点整治地区。
这一批重点整治地区被要求限期改变面貌，确保年内涉及本地电信诈骗案件同比下降90%以上，坚决拔掉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的“钉子”。
律师：个人信息保护的主管机关尚不明确
记者查询到的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例来看，刑罚基本都在3年以下。
对此，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接受1℃记者访时表示，因为《刑法修正案九》去年11月才正式开始实施，并修改了个人信息罪名，修改后最高刑期由原来的一档三年以下，改为两档。
在过去，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九)不仅将“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改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同时提高了刑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在刘春泉看来，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等多部法律都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但究竟哪个部门是主管的执法机关，目前尚不明确。可以预计的是，下一个十年中，个人信息保护将是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新抓手，同时，也希望已经发生的悲剧能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的更有力行动。
对于出台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学术界早有呼吁。
齐爱民表示，数据“裸奔”、公众没有安全感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出台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全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国际上已经有60来个国家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成功立法例可资借鉴;同时，国内已经有一些列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
齐爱民说，尽管国内已有多部法律涉及到了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但是相对零散的规定，不能发挥集合效应，也不能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是直接规范个人信息的处理的法律，既确认了信息主体的人格权，又确认了信息管理者的权利。从而定分止争，平衡复杂多变的社会利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