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还强调，高能所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超过亿元的大型加速器及探测器工程中，“均按工期、指标完成，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并因为质子对撞机的启动条件是正负电子对撞机有所成绩，王贻芳认为这不会是无底洞。
巨额建设资金将如何筹得？据《自然》杂志报道，王贻芳的团队在去年得到科技部3500万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ICHEP）上，王贻芳表示将专注于提高国际社会对该项目的兴趣。
是利是弊？
杨振宁认为，对撞机的项目必将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但王贻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仅5%，低于发达国家的15%，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
此外，王贻芳认为，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个投入也没有大大改变各领域的投资比例，从长期来看，是使各领域的比例与国际上基本一致（目前国内粒子物理、核物理比例严重偏低是一个事实）。”
再者，杨振宁认为，高能物理的突破之前没有、今后也无法在短中期内给人类生活带来益处，反而会对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不利。
王贻芳表示无法认同高能物理与人类生活的脱节，“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或者推迟出现）触摸屏，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梦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WWW网页，大家就不能上网，网络经济更是无从谈起。人类从WWW网页中得到的收益，已远远大于此前对高能物理的全部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正是为了打破信息孤岛，解决欧洲原子核研究会的核物理学家数据互通的问题，而开发了万维网。
就大型对撞机而言，王贻芳认为，它对中国科技带来的裨益是多方面的，不仅可以让相关技术实现国际化，领先国际，还可以将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引进到中国，让中国成为国际化的科学中心。在他看来，这和民生问题一样，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可偏废。他还提醒，“从占GDP的比例来看，大型对撞机的造价（即使包括SPPC）并没有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也低于国际上的LEP、LHC、SSC、ILC等各类已完成的和计划中的设施。”
能破解科学难题吗？
在杨振宁看来，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仍未知。他认为，中国高能所成立以来，成果不明显，并建议，相比超大对撞机，寻找新加速器原理和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是更为经济和符合总趋势的研究方向。
LHC近期平淡的表现让有些科学家在通过对撞机来破解基础物理难题这一路径上打上问号。LHC已经完成了寻找希格斯玻色子的任务，但之后一度沉寂，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有新进展。
去年12月，LHC疑似发现比希格斯玻色子更重的粒子的迹象，但今年8月5日，来自LHC的两个独立实验ATLAS和CMS的代表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宣布，该迹象只是统计涨落，通过分析5倍于去年12月的数据，该迹象几乎衰减至无。
对于动则几十亿、几百亿人民币的大科学装置，项目对科学本身的效益是关键因素之一。
对此，王贻芳的回应认为，由于在希格斯粒子上，CEPC较LHC高10倍的测量精度，CEPC在确认希格斯粒子的性质、自耦和、是否与标准模型预言完全一致等上会有所突破，“无论LHC是否发现新物理，CEPC都是需要的，这是粒子物理发展中跳不过去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