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退伍回家没几天，手续还没办完，就出发了。他对家人说：“我不去的话，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的心结。”
他对记者解释，自己想去看看那些家庭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在恢复。
关于这一点，他现在已确信无疑。有关“8·12大爆炸”的很多东西都在一年的时间里变淡了。那些家庭与八大街中队别无二致，都把重建作为这一年的主题。
张梦凡去之前不是没有顾虑。他有些担心家属也会提出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没了而他活下来。他的另一个担心是，对这些家庭而言，自己是提示天津和“8·12”的一个标点。
在爆炸过后，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以“儿子的战友”的身份接待寻亲的父母。很多家属首先见到的人是他。他见过他们最痛不欲生的模样。那时，一些悲伤的母亲因为中风等突发症状住进了医院。
但最后他发现，“我的担心没有任何必要”。父母们不再像当初那样，一谈起儿子就情绪失控，也不再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不与外界接触。
外表看起来，曾经以泪洗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消防队劫后余生的伤员们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其中一个笑话说的是真实的故事：一位被派去为伤员提供援助的心理专家，在聊天过程中反被聊哭了。
“我们互相开玩笑，这专家还不如我们哥们儿弟兄自己聊天（管用）。”张梦凡说。
笑声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不幸的家庭。湖南、重庆、天津，张梦凡在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首先迎接他的是笑声、拥抱和有关天气的寒暄。他住在战友生前的房间，用他们盖过的被子。他的好友訾青海的母亲，开车100多公里，带他去看了龙门石窟。
父母们捧出家里最丰盛的饭菜招待他，并不断提醒他，哪样菜是自己的孩子生前最爱吃的。
每次出发之前，他尽量只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以免对方安排接站，但这几乎无法避免。当他到达重庆火车站，战友杨钢的家人从忠县农村专门雇了一辆车等他。一些亲戚也被请来为他接风。
杨钢的母亲李仁英是张梦凡见到的第一位家属。杨钢是八大街中队最早被找到的遇难者，家在重庆忠县马灌镇白高村6组。
李仁英去年赶到天津后，一边哭一边说，儿子总说让自己到天津看看他，可自己一次都没来过，没想到是这样来看儿子的。
张梦凡记得，噩耗传来那天，杨钢生前在伙房旁菜地里种下的咖啡树开出了第一朵黄花。“当时感觉那就是命。”
杨钢的床铺因为爆炸掉满了碎玻璃。一向谨小慎微的张梦凡当时违背了纪律。上级要求封存所有人的物品，维持原状，但他私下把杨钢的床铺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就想给他收拾——挨骂也好，处分我也好，我必须给他收拾干净。”张梦凡当时偷偷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不善言谈但心思细腻的张梦凡做过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战友的遗照都是他从中队电脑里找出来的，从总计5万多个文件里一张张选。那段时间他半夜醒来，会以为身在梦境，直到逐个推开那些宿舍的门看到冰冷的现实。
事发后，他为这些家庭收拾过战友的遗物。手机、本子、衣服、皮带、鞋。有人一进门就抱着枕头或者衣服痛哭，上面还有孩子的气息。车库的地上散落着战友们的拖鞋，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这里换上消防战斗服，并在1分钟内出发。根据每个人专属的战斗服的衣架，张梦凡大致判断出那些拖鞋的归属。有的家属连拖鞋都拿走了，还有牙刷和刮胡刀。
在想念战友的时候，他还去翻找每个人的社交网络账号，想方设法去寻找他们在人世间留下的信息。他下载了一个唱歌软件，因为平时总听到战友刘程用它来录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