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7日，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开幕，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太原代表团全团会议现场讲话。（东方IC/图）
原标题：“山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王儒林治晋这两年
王儒林离开时，没有在省委大院内跟山西省委的工作人员告别，他的新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他匆忙赶赴北京报到后，又回到山西省委大楼内收拾个人物品。
大量外省官员入晋，引发一些议论，山西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说，“不能这么看问题，这是中央对山西的关心。事实上，山西也输送了不少干部到省外。”
突然离晋
2016年6月30日下午，大批山西高层官员聚集到距离山西省委不远的并州饭店。下午四点，这里召开了山西全省干部大会。会上，中组部副部长姜信治宣布，王儒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青海原省委书记骆惠宁调任山西省委书记。
其实，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卫虎林6月29日就听说这一消息。最初他有些怀疑，“他干的时间太短了，我不相信他这么快就要调走。没想到很快就宣布了。”
山西一名官员回忆，王儒林两年前赴任时的干部大会规格很高。《山西日报》消息显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山西全省干部大会，宣布王儒林担任省委书记。
2014年的山西，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金道铭、令政策、任润厚、聂春玉、陈川平、白云等省级官员相继落马。接着，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汤涛和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相继调离山西。
王儒林“空降”山西，被外界一致认为是“救火”的。从2014年9月1日上任到2016年6月30日卸任，王儒林在山西的时间不足两年。
山西数名高层官员介绍，今年是山西省委换届年，63岁的省委书记按规定不能提名继续担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属于到龄卸任。
“63岁是个硬杠杠，这一点决定了王儒林在换届年不能继续连任省委书记。”山西一名官员说。
王儒林离开时，没有在省委大院内跟山西省委的工作人员告别，他的新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他匆忙赶赴北京报到后，又回到山西省委大楼内收拾个人物品。
“王儒林同志临危受命来到山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则积极肯定了前任。
“山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
到山西之前，王儒林从1969年参加工作起，45年一直在吉林省工作，在一个省从基层一直干到省委书记的官员，在中国政界并不多见。
“王儒林很稳，可能是中央调他到山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山西需要稳定。”山西一名官员说。
2014年9月16日，在山西官场大震荡的背景中，王儒林把上任后调研的第一站，放在腐败重灾区吕梁。
当时，有山西官员建议，吕梁情况复杂，最好不要第一站就去那里山西被立案审查的7名省级官员，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其中三人曾在吕梁工作。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明珠等3名市级官员被立案审查，当地一些知名企业老板基本都涉案。
王儒林还是到了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去之前他要求，调研不要都是事先安排，既要明察也要暗访，要多听一些真话，多看真实情况。
王儒林在吕梁调研了4天，他向当地官员提出一个问题：过去出过众多清官廉吏的吕梁，现在为何出了这么多贪官，成为全国发生腐败问题最出名的地方？
作为这次调研的一个成果，不久，吕梁和同样腐败高发的山西省交通厅，被山西省委定为选拔官员的试点区。
王儒林到山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塌方式腐败，以及反腐造成的大量官员空缺。2015年3月全国两会上，王儒林对媒体表示，山西当时“空缺省管干部三百多人”。
进一步高压反腐和制定选官的新规矩，成为王儒林稳定山西局面的两大抓手。
反腐第一步，是清理组织和纪委系统里的“害群之马”和“内鬼”。2015年，山西全省组织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官员305人，纪检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官员534人。
王儒林到山西后，得知山西过去14年没有查处过一名市委书记，十分震惊。随后在高压反腐中，山西忻州、大同、运城等5地市委书记和吕梁、长治、朔州等地的市长相继因腐败问题被查处，18名县委书记和一大批县长应声落马。
对山西的腐败，王儒林的看法很严厉。“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它是一坨一坨的。像省级干部被查处的7人；像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2015年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公开对媒体说。
2014年9月到2016年1月，17个月里，山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8668起、处分31164人，这其中，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厅局级干部129人，移送司法机关34人；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县处级干部1565人，移送司法机关157人。
基层腐败也受到王儒林高度重视。他要求山西破解反腐“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局面。山西省纪委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山西查处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就达8653人次。
“山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山西一名厅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儒林本人则在离开山西前总结：“目前，全省不敢腐的氛围日益浓厚，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取得比较明显成效。”
选官难题
高压反腐造成大量官员岗位空缺，如何提拔“干净”合格的官员“填空”，是王儒林面临的一大难题。
2015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山西官场人尽皆知的“六查”：一个官员要被提拔，必须经过六查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业绩、查案件、查年终考核结果、查巡视反馈意见相关资料等。任何一项查出问题，不仅不会被提拔，还会受处理。此外，官员选拔过程中全程民主、全程差额、全程署名、全程留痕、全程监督和全程追责，被选拔的官员出了问题，推荐者等相关人员都将被追责。
一方面在程序中严格把关，另一方面扩大选人视野，新的选人规则，打破了山西官场过去的人事惯例在山西吕梁、临汾等地，出现了县政法委书记直接当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和县委宣传部长直接当县长，市纪委书记直接当市长的情况。大量外省干部入晋补缺，也成为山西这两年颇受关注的人事现象。从省级领导到地市部门，都出现了大量外省官员入晋的现象。南方周末记者从山西省委组织部获得的信息显示，至少有两名市委书记、两名县委书记、国土厅、安全厅及多名高校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省外。
这引起了一些议论。数名山西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除非全国一盘棋，否则，大量外省官员进晋，会阻碍山西官员上升空间。
山西省委组织部一名厅官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能这么看问题，这是中央对山西的关心。事实上，山西也输送了不少干部到省外。”
王儒林主政两年间，山西官场大量“换血”。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2014年底以来，仅山西省委组织部官网发布的省管官员公示就有16批，共计306人。今年7月24日，该部再次发布了67名省管官员的任职公示。
高压反腐加上选人规则革新，官场风气随之变化。山西省餐饮协会一名负责人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官员们不敢再公开大吃大喝，省会太原的一些高档餐饮经营困难。在山西，高档商场开发票购买金饰、珠宝的明显降低，部分过去靠回收礼品和购物卡牟利的商贩开始转行。
经济处在最困难时期
王儒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在山西工作期间，王儒林经常加班熬夜。去年8月16日，王儒林自己也对媒体说，“最近几天，我每天离开办公室都是晚上九点以后。”
重建官场的同时，王儒林也面临山西经济增速下滑的难题。2014年10月8日到12日，王儒林到太原市调研，既强调了太原要净化政治生态，也提出了要富民强省，而且要求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发挥表率作用。一个月后，王儒林到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调研，主题是“努力破解资源型经济困局突出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
随着对山西经济结构了解的加深，“一篇大文章”很快变成了“两篇大文章”。2014年12月29日，山西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王儒林提出2015年“要深入做好煤与非煤两篇大文章”，要大力发展旅游等产业。
作为这一思路的延续，2016年上半年，《山西卫视》在山西高层要求下推出《人说山西好风光》节目，各地市书记市长登台竞演推介当地旅游，引起全国关注。
山西一名曾担任过市委书记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儒林数次到他主政的城市调研，除了吃饭一天都站着、走着到处看，问得很细很深入，“他是带着问题找规律、思考有没有推广价值”。
晋中一名市委副秘书长说，“过去领导调研要求材料越简单越好，但王书记来调研前，总要求我们提前准备很多材料给他。”晋中市委有官员问王儒林秘书，那么多材料书记是否会看？秘书说，“都会仔细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山西想要给王儒林递材料并不是一件难事。王儒林下地方调研时，一些人想给他反映情况，会在现场递材料。王儒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很客气地收下，一些材料王儒林看后还会做批示。
通过座谈会和调研，王儒林希望把脉山西经济下行的症结。2015年4月24日至29日，王儒林分别就科技创新、民营经济、金融振兴方面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等问题主持召开了5次座谈会。
2016年6月，也就是王儒林在离开山西的前一个月，他至少有7次重要的会见，其中会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等4次都与经济有关。此外，当月内王儒林还赴晋中、朔州、忻州、太原四地市就深化“煤炭供给侧改革”进行调研。
尽管多方努力，但山西经济形势依然非常严峻，GDP增速连续两年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一些县和大型企业工资发放困难。
今年1月举行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山西省委对经济形势做如下判断：全省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小幅增长的态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省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困难的时期。
多名山西高层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儒林到山西来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塌方式腐败后的山西大局，恢复政治生态。
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打比喻说：地震发生后，先要救灾，然后才是灾后重建，那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
官员“不作为”怎么破
发展思路再好，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关键在人。这是学者卫虎林对山西近两年政经局势观察的结论。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采访期间，发现怕作为、不敢作为是一些官员的真实心态。山西一名厅官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有些干部是想当大官、干大事，当更大的官。我不想当大官，也不想干大事，只想安稳。”
2015年7月28日，《山西日报》刊文指出：“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在山西较为突出，任何不作为慢作为都是消极、腐败的表现。
今年2月开始，金道铭、白云、聂春玉等落马官员相继在江苏出庭受审并认罪。山西省纪检系统有官员认为，这些官员被宣判后，诸多问题官员何去何从，很快会有答案。
“要让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放下思想包袱，走出迷茫徘徊，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按照省委‘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以上率下、夙夜在公的要求，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组织的关心，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王儒林也曾有针对性地表态。
对如何把握政商关系，王儒林表示：官商必然有交集、有交往，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各部门局长、厅长，省长、省委书记，要抓经济能不和民营企业打交道吗？能不和企业家们交往吗？不打交道、不交往，怎么发展民营经济？但是，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
为打消一些问题官员的顾虑，王儒林在接受中纪委网站访谈时还特别表示：对于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紧跟组织干事创业的同志，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党的政策；对于对抗组织、规避调查的，决不姑息，一查到底。
省委书记的表态起到了作用：截至2016年4月，山西共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两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1.7亿元。王儒林认为，相当一部分问题官员放下了包袱，看到了希望，对解决精神不振、“为官不为”等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改变为官不为的状况，仍需进一步的努力。吕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当地一批符合条件的官员不愿担任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妇联、残联如今成了热门岗位，过去权力大的部门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山西政法系统一名官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