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6年光彩·西藏和四省藏区母婴健康行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汤亚南（左），在索县人民医院为藏童义诊。
潘松刚摄
1名患儿身后有6 名家长
患儿家长大多数心情焦躁，遭误解、受委屈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儿科风险太大了。一个孩子看病，后边往往站着6个家长：父母加上4位老人。这种状态下，儿科医生压力很大。小孩病情稍有变化，家长马上就会情绪激动，假如此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更严重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洲对记者说。
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且患者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孩子身体不适时，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多，儿科诊室内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被家长抱怨。遭误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高峰时，我们每个人一天扎200个针，还要应对家长的各种‘不配合’。”北京某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小丁说，患儿家长大多心情焦躁，三天两头找茬，医护人员被骂被打是常事。
前段时间，一名新生儿住进北京某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孩子的姥爷特别着急，非要科主任白纸黑字写下承诺书，确保孩子百分百康复，没有任何后遗症。事情很极端，却反映了人们对儿科的要求和期望值明显高于成人科室。
在高峰期，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助理、眼科主任医师于刚出一次门诊要看100多个小病人。“那么多孩子，我可以浮皮潦草地看，很快就看完，但这样对不起家长，更对不起孩子，不能把孩子的病情耽误了。”
大量医疗纠纷就是因患者太多、医患交流不充分造成的。于刚专家团队做起线上医患交流，开设了宝宝眼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患者群，发表科普文章，回答了数十万母亲的问题，页面访问量达到1.2亿人次。“这种交流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孩子治病。”据于刚介绍，10年前眼科的医患纠纷几乎每天都有，大夫常被医院领导叫去谈话，现在基本没了纠纷，有的都是表扬信。
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徐荣华认为：“一方面要长期开展优质服务活动，评选明星护士、医师，一方面通过信息平台，让医院的辅助科室积极配合儿科，儿科病人就诊可根据需要开通绿色通道，减少医疗安全隐患。”
退休医生填补空缺
招不来人，留不住人。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高级职称人员尤其少
“儿科的发展是我最头疼的事。”李文洲说，“我们非常愿意把儿科做起来，问题主要在于招不到人。”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姜红介绍，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迫切需要补充人手，但总是面临招人难的尴尬。儿科辞职率也比其他专业高很多，去年该院招的儿科医生中，有两名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医院只好返聘了3名退休的儿科医生，弥补人手不足。
在上世纪末，全国所有高校的儿科本科教育被砍掉，本意是希望儿科医生接受研究生教育，成为高端专科医生，却没想到出现“儿科医生荒”。李文洲认为，其实活跃在一线的儿科医生，绝大多数是本科学历。回头来看，当时应该保留本科教育，激励大家往更高层次深造，而不是直接砍掉。目前，已有8所高校恢复了儿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