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一个细节，王儒林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时，当时给出的原因也是中组部官员所说的。）这虽然是官场“套话”，但如果分析所谓的“大局”，对比不同阶段的“工作需要”，以及山西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不难发现，王儒林的“不合理”卸任，其实有着一定的合理因素。
其一，反腐局势发生变化。如前所述，王儒林入晋时值山西腐败严重，全国反腐形势也一度严峻，强力反腐不但是山西一隅所需，全国亦然，而山西作为腐败重灾区更需成为全国反腐的突破口。
也就是说，彼时反腐“大局”下，山西整顿吏治刻不容缓，需要调整补位合适的反腐干将，改善局面。
时过境迁，一如王儒林在山西取得的显著反腐成绩，全国反腐形势在众多不容层级官员落马后，也由高压渐次走向相对“低压”态势，虽不时还有“老虎”落马，但密集程度、整体层级及数量，已有不小降幅。某方面来说，山西官场乃至整个国内官场，虽仍不时有官员落马，但已渐趋稳定。
其二，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发展依然紧要，尤其伴随反腐形势趋稳，更多的注意力自然转移到经济发展上。
一个细节是，在2014年王儒林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王儒林发表讲话，提出四点，前三点主要和反腐相关，第四条才提到经济建设。这也可看出，当时反腐的紧迫性稍胜一筹。
其实，经济发展的步调一直被强调要稳当、加速，而革弊立新、激浊扬清的反腐目的之一是改善和创造更好更健康的营商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某一时期，反腐的步调可以迈得比经济发展稍快些，但最终还是经济发展呈现引领之势。
对目前的山西乃至全国来说，都是如此。
虽然一季度全国GDP增速形势“不错”，但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依然巨大，转型升级之路依旧漫长。山西是典型代表，困顿尤显。
在王儒林入晋时，山西经济颓势明显。2014年山西上半年GDP增速为6.1%，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前三季度山西GDP增速也在全国倒数三名之内，最终山西全年GDP增速为4.9%，只比年初既定目标“9%”的一半多一些，在31个省区市排名中垫底。
2015年山西GDP增速为3.1%，颓势更剧。今年一季度为3%。严峻形势不言而喻。
反腐之余，王儒林也明白提升经济的重要性。其力主加大脱贫攻坚、城中村改造等工作力度，并力图改善官员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提振民营经济的活力；提出把旅游业作为非煤产业的首位产业；去年8月，国资委主任张毅亲自带领58家央企集体入晋洽谈合作。这是近年来该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重大招商引资活动。此次洽谈共签约4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约1555亿元，拟引资973亿元。
种种努力之下，山西却一直未能止住经济下坠的势头，“最困难时期”的声调一直在回荡……
不管是外部大环境不好，还是内部问题积弊已深，或者自身分身乏力难以顾及……诸多主客观因素的辩解，依然回避不了王儒林没有撑起提振山西经济这一重任的事实。
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王儒林总结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时，提到反腐成效，但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对少而模糊。
对比之下，会上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在肯定王儒林的反腐成绩之余，着重提到山西当前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办好山西的事情一定要统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表示山西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要推进煤炭供给侧改革等多举措发展。
骆惠宁还表示虽然目前山西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他看好山西的发展潜力巨大。
